1919年蘇聯人民委員會發出了由列寧親自執筆的《化除文盲命令》，要求「全共和國的國民，從八歲到五十歲止，凡不能讀書和寫字的都要學會自己本土的語文或俄文。」次年蘇聯成立化除文盲協會（又譯作「全俄掃除文盲非常委員會」）開展全國性的掃盲工作。但蘇聯民族構成復雜，語言文字混亂，71個民族中有48個沒有自己的文字。為此，化除文盲協會制定了一種拉丁字母拼寫的新文字，供沒有文字的民族使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掃盲工作。
1921年，瞿秋白受聘於《晨報》和《時事新報》到莫斯科進行采訪，期間受到蘇聯掃盲運動影響開始進行漢語新文字的研究。1930年瞿秋白和吳玉章一起出版了小冊子《中國拉丁化字母》。在瞿秋白回國後，便由其他留蘇中國共產黨員和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的蘇聯學者接棒，繼續相關研究。1931年9月26日，在全蘇新字母中央委員會的指導下「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海參威召開，蘇聯華僑代表及工人逾兩千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正式通過了以瞿秋白方案為基礎的「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確立了大會章程《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議定了拉丁化中國字的字母、拼寫規則和寫法規則，並決定用於在蘇華工的掃盲工作。其後一年間，識字班和傳習所遍地開花，拉丁化中國字刊物大量出版，多達五十多種各類讀物共計出版超十萬冊。
1931年瞿秋白回到上海後，繼續進行新文字的研究。他提出要進行第三次文學革命，主張創建一種新文字，「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代替它。」這種新文字應該：「真正通俗化，勞動大眾化」；「合於現代科學要求」；同時還要「注重國際化的意義」。同時發文對1928年公布的國語羅馬字進行批評，認為其聲調的標注、統一國語的方針並以北平音為國音是不必要且不合時宜的，會導致國語羅馬字與人民的日常生活產生隔離，不利於推廣。
因此他牽頭制定的拉丁化中國字「在寫法上只保存極必需的口語上自然有的『變聲』而廢除聲調」，採用「注音字母第一時期（1925年以前）所審定的讀音做標準」，按照方言區制定各自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拼寫規則上則延續了國語羅馬字詞類連寫的原則。
1933年，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出版的《國際每日文選》轉載世界語者焦風翻譯的文章《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向國內介紹了蘇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情況，由此開了拉丁化新文字回流中國的頭。
1934年，汪懋祖和許夢因在《時代公論》和《中央日報》發起了「文言復興運動」，並得到了以蔣介石為首的一眾國民黨人的支持。「一石激起千層浪」，文言復興運動遭到了當時先進文化工作者的口誅筆伐，由此掀起了「大眾語」論戰。半年間「參戰」人數超百人，胡適、魯迅、任鴻雋、錢玄同、林語堂、沈從文等人都捲入其中，以《申報.自由談》、《中華日報》、《大晚報》等刊物為陣地，發表相關文章四百餘篇。論戰後期，討論的中心逐漸轉移到了「大眾語如何實現」的問題上，而大眾語應該以何為載體也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籍著這股「東風」，拉丁化中國字逐漸廣為人知。
身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旗幟人物的魯迅，是拉丁化中國字的忠實擁躉。8月，魯迅的《門外文談》十二節開始在《申報.自由談》連載，向讀者介紹了漢字的新「拉丁化」法，「只有二十八個字母，拼法也容易學。……現在在華僑里實驗，見了成績……只要認識28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兒外，就誰都能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 28日，又發表文章《漢字和拉丁化》，「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現在只還有『書法拉丁化』的一條路。這和大眾語文是分不開的。」
當時，反對者對拉丁化中國字的攻詰主要集中在兩點：一者認為「拉丁化」採用方言，破壞國語統一，開國語運動的倒車；再者認為「拉丁化」是外國人的越俎代庖，意圖進行「文字侵略」。魯迅則不以為然，署名公汗在《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發表了文章《中國語文的新生》文中反駁道：
並將其一概歸為「冷笑家」的嫉妒，
年末，雖然論戰基本落下了帷幕，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中國字兩方支持者的爭論卻依舊持續不休，拉丁化中國字也在各方努力下逐漸推廣開來。1935 年，文化界人士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聯名簽署《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意見中寫到：「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當初是在海參崴的華僑，製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實驗結果很好。……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
但由於拉丁化中國字是由共產黨領導制定，宣揚的主力也是以左聯的學者為主，在當時天然被打上了「赤化」的標簽，因而受到國民黨打壓，導致部分地區的推廣活動無法進行。即便如此，到1937年8月，各地所成立的拉丁化團體可查的至少有70個。出版了相關書籍61種，約12萬冊。有36種新文字刊物創刊。制定並公布了上海話、廣州話、潮州話、廈門話、寧波話、四川話、蘇州話、湖北話、無錫話、廣西話、福州話、客家話、溫州話共計13個方言拉丁化方案。
1935年，延安廣泛設立”農民新文字夜校 “，蘇區教育部也曾大批舉辦”拉丁化幹部訓練班”，經常派遣拉丁化教師到農村和工場去教新文字。紅軍士兵能寫新文字的約有2萬人。隨著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火燒遍全國，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廣也隨著共產黨轉戰敵後，走到了人民群眾中間。
拉丁化新文字到了抗戰時期依舊占據著新文字運動的主導地位，國民黨拿它當作是中國共產黨傳播理念的武器，處處掣肘加以限制，1939年更是制定了一系列《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對共產黨在國統區的活動加以限制。而相對的中國共產黨則在邊區以普及教育、提高識字率為目標，開展了一系列大膽的嘗試。
抗戰初期，上海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中心。1934年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會成立，研究會在各機關、學校、工廠廣泛建立分會和學習小組，開辦新文字講習班、研究班、學習班、訓練班等約150期，共計出版拉丁化書籍54種，創建了以《大眾報》、《中國語文》為代表的23種拉丁化新文字研究刊物。1937年8月，大批難民湧入上海，時任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的陳鶴琴協同上海各界人士建立難民收容所，開展難民救濟運動。1938年受新文字研究會倪海曙等人所託，陳鶴琴在所開設的40個收容所、約三萬五千難民中開展拉丁化新文字掃盲實驗，親自編寫課本和對照讀物。後來因難民營解散，持續了一年的實驗被迫中止，但依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得到了多方贊譽和協助，為新文字的推廣和普及積累了經驗。
另有一部分新文字學者隨著南京國民政府撤退到漢口，成立了武漢新文字教育促進會，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戰教育研究會聯合舉辦新文字研究班，開展新文字的教學活動。1938年，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發了一個令文認為「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在純學術之立場上，加以研究，或視為社會運動之一種工具，未嘗不可」，宣告了拉丁化新文字的解禁。藉此機會，新文字工作者葉籟士、焦風等人與國語羅馬字宣傳者王玉川等人交換了關於中國文字改革的意見，達成了共識，要擱置爭議一起推進漢字改革及教育普及。
1938年夏，當武漢告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7月17日緊急命令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駐武漢各機關五日內全部移駐重慶。1939年，教育部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海語文教育學會寄去一份《請試驗拉丁化以期早日掃除文盲》提案，呼籲在國語區和方言區積極推行拉丁化新文字。
1939 年，第三次國民參政會召開，張一麟、黃炎培、鄒韜奮等13人在會上提出《動員全國知識分子，掃除文盲，以利抗戰建國》的提案，建議使用「不費時、不費財、不費力的拉丁化新文字」作為掃盲的工具。
1940年3月教育部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五年內掃除文盲計劃」，於是在次月的第五次國民參政會上，張一麟、任鴻雋、陶行知董必武等10位參政員聯名向教育部提出「關於掃盲問題詢問案」，要求「召集有經驗之新文字專家，開一討論會，實驗已往成績，以達全民總動員之速效」。而教育部則對五年內消除文盲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並推辭要對拉丁化新文字先進行內部研究，未確認其功用前「仍以推行注音符號為主」，此後便沒了音訊。
回過頭再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深知「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早在1931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就提出要「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在1934年1月瑞金沙洲壩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指出，蘇維埃文化教育建設的中心任務「是勵行全部的義務教育；是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是努力掃除文盲；是創造大批領導鬥爭的高級幹部。」為響應號召，當時的蘇區成立了夜校、半日學校、識字班等開展掃盲運動。瞿秋白、林伯渠此時也藉此機會積極提倡新文字，主張對於文盲應從新文字學起，蘇區的各種學校也開始進行新文字的教學實踐。1936年負責教育工作的徐特立隨紅軍長徵到延安後，在殘疾軍人和小學教員間開展新文字教學，並創建了列寧師范使用新文字進行教學。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國共兩黨二次合作，中共中央依據協定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改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為了把陝甘寧根據地建立成為模範區，邊區政府提出要把「廣大群眾從文盲中解放出來，普遍地進行教育，使每個特區的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邊區政府要求以家庭為單位建立識字組，每村設一個識字促進會，同時還辦了夜校和冬學。但這項工作的進行略顯急迫，把識字變成了一項政治運動，各級政府都有任務指標，為超額完成任務只能採取一切可用的手段來推進掃盲運動，導致掃盲運動和百姓生活脫節，甚至成為了負擔。如此這般施行了幾年，效果並不顯著，邊區縣政府在1940年的工作報告中指出許多識字組有名無實，識字任務雖然達標，但其中大部分是兒童。1941年黨委宣傳部的政府報告也承認，掃盲運動「收到的效果跟工作中所投下的人力物力比起來，都遠不相稱。」
在掃盲運動艱難推進的同時，以吳玉章為代表的新文字運動倡導者仍舊認為漢字是掃盲運動最大的門檻。1938年延安邊區新文字促進會成立，出版新文字刊物《Dikang Daodi（抵抗到底）》。1940年吳玉章致信中共中央宣傳部，建議開展新文字教學。中宣部經討論後採納了他的建議，寫信給邊區教育廳要求1940年的冬學開始對15-25歲的文盲使用拉丁化新文字進行教學。這年9月，邊區教育廳召開了有關冬學的擴大會議，正式決定在延安試點新文字冬學。11月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茅盾等九十九人發起，毛澤東、朱德等五十二人贊助，成立了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協會主要負責輔助政府開辦新文字冬學，出版各類新文字報刊、課本和讀物。12月，邊區政府發布了布告，宣布拉丁化新文字與漢字享有同等效力，各種單據、公文「用新文字寫跟用漢字寫一樣有效」，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文件也要一面印漢字，另一面印新文字。
經過一個冬天的實踐，新文字教學成果斐然。1941年4月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經過40天的學習，1400多名青年和成年學生半數以上能用新文字寫信、讀報。看到了新文字的便利，「繼續推行消滅文盲政策，推廣新文字教育」被寫進了5月發表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邊區政府決定在全區冬學運動中推廣新文字，並聯合各個機關成立冬學委員會，要求青年救國會保證60%的鄉級幹部入學，婦聯保證50%，工會保證50%的幹部入學。次年，晉察冀邊區也成立了新文字協會，聶榮臻、彭真等人任名譽理事。
然而好景不長，1942年邊區政府決定縮小新文字冬學的教學規模，反對只求數量不求質量的形式主義。到了1943年邊區政府正式叫停了新文字教學。究其原因，依舊是新文字教學的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部分幹部和百姓對拼音文字心存芥蒂，同時所學的拉丁化新文字在百姓日常生活中並用不到，導致今年冬學學會了，來年卻又忘個一干二淨。據延安縣牡丹區五鄉的統計，兩年的教學下來，能使用新文字的只有十三人。因此，邊區政府開始對幾年來的掃盲運動進行反思，最終決定識字教育不再與政治任務掛鉤，不再搞強迫動員，百姓憑自願入學學習，教學方式和內容也更為貼近日常生活。
此後，識字運動逐漸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邁入正軌。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