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風淳樸的雛見澤:談《寒蟬鳴泣之時》中的鄉村意象(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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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以推理進入鄉村

神話:鬼隱的本質

《寒蟬鳴泣之時》的第一個篇章即「鬼隱篇」,該篇章詳細描述了主角前原圭一遭遇「鬼隱」的過程。雖然這個篇章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鬼隱」是什麼,但觀眾仍然是一頭霧水。這時,我們不妨回到橫溝正史的文本:

橫溝正史在《八墓村》中構建了一個迷信殺人的案件。而在這個案件中,所謂的「迷信」不僅僅被當作一種動機來看待,它同時也構成了一種攪動鄉村的力量。在《八墓村》中,橫溝正史勾勒了一系列詭譎的鄉土傳說。這些傳說並非單純的空穴來風,而是與村民的個體記憶和生活經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這里,鄉土傳說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村民遭遇重大創傷之後對創傷的解釋和合理化。

民風淳樸的雛見澤:談《寒蟬鳴泣之時》中的鄉村意象(其二)

「八墓村」的名字就來源於該地的傳說:據說尼子義久麾下的武士不能接受尼子義久對於毛利元的投降,於是八個人用馬載了三千兩黃金逃到了這個山村。但本來將他們藏匿起來的村民心生歹念,將武士全部殺死。而領頭的村長在不久之後發瘋屠殺了村民,以至於村民們認為這是他們殺死武士的冤魂的報復。最終他們立下了八塊墓碑來供奉死去的武士。

但在大正年間,村長田治見家的後人再次發瘋後屠殺三十餘位村民後躲進深山。對於當地村民而言,這不但是歷史的重演,同時也是對於地方傳說的加強。當讀者通過主角寺田辰彌的視角進入故事的時候,也便是在這種氛圍中進入了八墓村。

實際上,僅僅就這些信息而言。我們或許可以更為輕易地得出另一種結論:假設這些事實部分都是真的,那或許僅僅是村長田治見家有著某種不為人知的遺傳病,而兩次砍殺村民的行為僅是偶然。而這些都與八名武士的死亡沒有干係。

而這個視角也就給我們帶來了對《寒蟬》中「鬼隱」概念的解讀,「鬼隱」並不是指一種實在的東西,而是一種對於不可解事情的統稱。在《鬼隱篇》中,前原圭一糾結過「鬼隱」的含義。「鬼隱」具體是指雛見澤此前數次連續怪死事件中總是存在一人失蹤的現象。當然,當我們在後面揭開謎底的時候,會發現這些失蹤者失蹤的原因都並不相同。實際上任何一個在雛見澤失蹤的人都可能被解釋成鬼隱,而這種解釋又基本與沒解釋一樣。

那麼,當雛見澤的人們在說「鬼隱」的時候,究竟在表達什麼。僅從語義來說,這個詞匯並未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這個詞匯又表達了怎樣的情感呢?以外部人的視角來看,區分「鬼隱」和「作祟」實際上毫無必要,因為雛見澤的連續怪死事件中的所有案件都是懸案。而是否找到了屍體這件事並不值得大做文章。這也是大石藏人、富竹次郎和鷹野三四向前原圭一陳述案情的時候都沒有特別對此做出區分的原因。

但是對於雛見澤的村民而言,案件中屍體沒有被找到這件事,在側面加強了御社神作祟的解釋。因為不可解恰恰增加了事件的神秘性,而這種神秘性自然而然也使得村民將其歸因到一個更神秘的存在——御社神之上。

但這本身又意味著什麼?在《八墓村》中,村民對於田治見家曾經的主人要藏發瘋殺人仍然記憶猶新,其中不乏受害者的家人。因而,當八墓村再次出現殺人案的時候,來到八墓村繼承田治見家家產的寺田辰彌就成為了這種不滿情緒的發泄對象,更何況寺田辰彌被認為是曾經的殺人魔鬼要藏的兒子,流淌著惡魔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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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當的程度上,「傳說」在人們的不斷地闡釋中,成為了情緒的載體。而當這一情緒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傳說」也就變成了人們行動的動因。八墓村的村民對於寺田辰彌的追殺就是由此而來。雖然這次追殺在相當程度上是有人在背後刻意挑唆,但不可否認的是,村民們本身不論是對近三十年前兇案的處理,還是對外來人進村都是有很強的不滿情緒在。

同樣的情況我們似乎可以在同樣描述日式鄉村的《楢山節考》中看到。盡管這部電影中似乎展示了人在極端環境下為了生存而不斷進行的理性算計,但村民一起將世代偷竊的雨屋全家活埋,與其說是一種基於理性算計下的懲罰,倒不如說是一種情緒的宣洩。正是雨屋家不斷偷竊的「小毛病」使得鄰里的「小厭煩」被逐漸積累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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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寒蟬》的背景故事中,我們附著在圭一身上進入雛見澤,所面對的正是多年前對於整個村莊而言的一個創傷性事件——大壩戰爭。簡單而言,這場事件就是在主角前原圭一進入雛見澤村之前的五六年前,雛見澤村民反對政府在雛見澤建設大壩的一系列抗爭行動。圭一所面對的相當一部分就是這場創傷的遺留物。正如他第一次對雛見澤有所懷疑時所處的那座垃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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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山本身就可以構成一種隱喻,尤其是當城市的廢棄物被丟棄進入鄉村時[1]。在《寒蟬》中,垃圾山正是過去的大壩工地,它帶有著很明顯的都市入侵鄉村的象徵性。因為雛見澤本身對於大壩並沒有需求,恰恰是外部的需求推動大壩的建立,但代價是雛見澤放棄自身。因而,「大壩戰爭」對於村民而言,不僅是在記憶中存在著,同樣也以實體的方式(即「垃圾山」)。垃圾山見證了外部對於雛見澤介入的失敗,但這對於雛見澤而言並非毫無代價的。事實上並沒有人願意再去理會這堆廢墟,也沒有人試圖將廢墟進行清理並建立一座紀念「抗爭勝利」的紀念碑,這正是集體創痛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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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大壩戰爭」是造成雛見澤這個小共同體分裂的一次事件。村民分為了對於大壩建設的「贊成派」和「反對派」。即使最後政府屈服,擱置了雛見澤的大壩建設計劃,雛見澤內部的矛盾也並未完全彌合。更何況抗爭過程中的「分屍事件」也為「大壩戰爭」抗爭的正當性蒙上了一層陰影。這也是為什麼《鬼隱篇》中,圭一的同伴們不願意向圭一透露事件事情的原因。對於整個村莊而言,整件事情變成了人人明白,卻又是「不可說」的狀態。而垃圾山本身又作為集體的「傷疤」不斷提醒著雛見澤的人們。

而當「大壩戰爭」勝利,大壩的反對派完全占據上風的時候,兇案在每年的棉流祭發生。與其說兇案本身使得村民恐懼,不如說正是每年發生的案件時刻在提醒著人們這樣一個事實:雛見澤仍然籠罩在「大壩戰爭」的陰影下。

症候:「鬼」從何來?

外部都市力量的介入給雛見澤帶來了創傷,而這次創傷的後遺症可以分為兩個方面。首先,盡管都市的介入被挫敗,但那僅僅是暫時的,鄉村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潰敗。如果我們知道後續劇情的話,也會明白真正的「幕後黑手」並沒有真被挫敗。而這個「幕後黑手」在作品中是虎視眈眈的「都市力量」的具象化。其次,大壩戰爭後的雛見澤,盡管維系了表面上的秩序,但是內部卻極為不安定。而「鬼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攜帶著這種對於共同體撕裂的情緒,成為了攪動雛見澤的力量。

我們在前文中反復提及了這部故事背景在鄉村的動畫背後若隱若現的「都市因素」。當然,前原圭一首先就算一個,他以一個外部人的視角進入了雛見澤。而在此後在雛見澤受到了治癒,感受到了與同伴之間的羈絆。而這種羈絆事實上也是鄉土社會特有的,正是圭一此前在都市所不可得的。[2]

而興宮以及其行政機構和人員可以算是另一個來自都市的因素,具體來說就是對雛見澤具有管轄權的興宮警察局和兒童福利司。這里的象徵意義在於都市本身是行政中心,也即統治的中心。而興宮即其影響力的延伸。也就是說,對於雛見澤而言,雛見澤自身的事務並非通過自治即可處理,同時也需要來自都市行政中心的力量去介入,同時認可這種行政力量的權威。而這種介入是較少考慮本地情況的。

更具體而言,所謂影響到雛見澤的政策和法律,許多是由千里之外的一群從未和雛見澤有任何聯系的人確立的。而這些人的眼中,雛見澤不過是千千萬萬的平凡鄉村之一,並無值得在一之處。他們有非常具體的力量可以介入雛見澤,但雛見澤則很難影響到他們。在這個意義上,都市對於雛見澤這種鄉村的統治,本質上就是普遍性壓倒特殊性的過程。而大壩的修築計劃,就是號稱代表「普遍性利益」(即國家利益)壓倒了「特殊性利益」(即地方性利益)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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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自城市的第三種因素——入江機關,則完全是「都市野心」的具象化。在這個因素中,雛見澤僅僅是作為行動的對象,是實現遙遠的都市(即東京)中一些政治人物野心的工具。對於處在東京的政治人物來說,雛見澤僅僅是作為一個生化武器的研究基地而存在的。也就是說,雛見澤人的命運被與他們毫無關系的、來自於遙遠地方的政治野心所左右了,成為了一個龐大政治陰謀的一條小小的注腳。而在這一陰謀中,作為本地的雛見澤幾無還手之力,而來自於遙遠都市的力量卻有著壓倒性的優勢。

實際上作者在描繪入江機關及其研究的「雛見澤症候群」的過程中,將這一主題描繪得非常清晰。例如在「雛見澤症候群」的研究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該病首次被發現是日本士兵突然發病,不受控制開槍,而這名士兵就是來自於雛見澤。「雛見澤症候群」被設計成一種離開雛見澤本地就會發病的疾病。而這個設計的潛在台詞是,如何避免「雛見澤症候群」爆發呢?那就不要讓雛見澤人捲入來自遙遠的東京的政治野心,而來自東京的外部勢力也不要介入雛見澤。更具體來說,作者在這件事上顯然持有左翼立場,日本對於中國的入侵在作者看來正是一場為了實現東京的政治野心,發動的與雛見澤無關卻要雛見澤人流血的侵略戰爭。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到「雛見澤症候群」 的一個面向。「雛見澤症候群」是一種風土病,其象徵著雛見澤作為「本地特殊性」的一面。也就是說,雛見澤在這個意義上是獨一無二的。而放棄雛見澤也是不可被接受的,雛見澤的人們也只能在雛見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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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對「風土病」的兩個層次進行歸納,第一個層次是「故鄉是不可以被替代的」。因為這一病症本身就在論證雛見澤獨一無二的價值,它是不可以被替代的。而雛見澤的人們也並不是可以隨意遷移到某一個其他的鄉村的。我們姑且可以將其稱為「思鄉病」(一種不能離開故鄉的病症)。而第二個層次則可以歸納為「故鄉是不可以被背叛的」,這大概就是在《寒蟬》新作中,沙都子對繪梨花「推心置腹、牽腸掛肚」所涉及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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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甚至可以粗暴地將第一個層次看作是《寒蟬》舊作表現的主題,而第二個層次則看作是《寒蟬》新作表現的主題。舊作《寒蟬》本質上是朋友們一起團結起來包圍鄉土的故事,而新作《寒蟬》則是朋友們分道揚鑣,有人外出闖盪,有人留在故鄉的故事。因而,就故事本身而言,舊作《寒蟬》面臨的任務是團結雛見澤內部,並且在團結之後抵抗外敵。而新作的故事則更難講述,因為主要的矛盾變得更加內在,同時面對的情況反而更加無力。

我們先將對「雛見澤症候群」的風土病面向放在一邊,來討論這個病症更具有普遍性意義的面向。這里用來討論的基本文本是《寒蟬 擴》。相比與上文的論述,《擴》中對於「雛見澤症候群」的設定進行了一些修改。「雛見澤症候群」不再是一種風土病,而是一種地球上幾乎人人都攜帶的病毒。而這種病毒會影響人類的大腦,會使得宿主對相同亞種病毒的攜帶者更友好,對不同亞種病毒的攜帶者更敵視。而該病毒亞種的分布與當前的國境以及宗教的分布一致。

在這個設定中,「雛見澤症候群」變成了身份認同的具象化。人們因為相同的民族、國籍和宗教而團結在一起,又因為不同的民族、國籍和宗教而相互迫害。而人們的相互團結和相互憎恨,卻是由於病毒的操縱。這一設定就在此意義上變成了對於身份認同意義的解構。

在創作者的眼中,「雛見澤症候群」無疑就是身份認同的具象化,無論是本篇中一種根植於一個特定生態環境的鄉土認同,還是《擴》中追加的更普遍性的身份認同。但創作者顯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復雜的,具體到故事中,《寒蟬鳴泣之時》所描述的是一種小共同體中的溫情與猙獰。溫情在舊作中得以展現,而猙獰則體現在新作之中。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重新審視 《寒蟬》舊作與新作。兩個作品的主旨不同,但是在形式上卻進行了刻意地混淆。最典型的例子是舊作中沙都子的叔父對於她的家暴,舊作以圭一以暴力將其叔父殺死,但新作中卻依據傳聞和猜測使得其叔父「社死」。兩作中基本的事實是不同的,舊作中家暴是真實的,而新作中家暴則僅存在於傳言和暗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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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於舊作中沙都子叔父鐵平的施暴,新作中雛見澤村民的同仇敵愾反而更加令人毛骨悚然。而在新作中圭一則又演變成了一個輕信者和煽動家的角色,在證據並不確鑿的情況下煽動村民對於鐵平進行一致的敵視。

這正是其中最吊詭的地方,大壩戰爭之後村落中對於沙都子一家的敵意和後來對其叔父鐵平的敵意其實是同構的。就如同電影《狩獵》中所展示的,一件充滿著猜測和偏見的事情,卻可以使得小共同體中凝聚出一致的敵意,而這種敵意由經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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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個意義上,這正是團結的另一種形式罷了。

未完待續,下篇:無法逃離的雛見澤

腳注

[1] 城市和鄉村在這個意義上構成了一種二元對立的關系。城市的整潔和文明,同時也在暗示著鄉村的髒亂和野蠻。在這種二元對立下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城市「寬廣整潔的柏油馬路」和鄉村「髒亂的外來務工者」。

[2] 這樣說肯定太抽象了,但是你想一下《祟殺篇》和《罪滅篇》中殺人後同伴們甚至願意幫助做偽證,幫助掩埋屍體轉移屍體。這種行為本身非常鄉土特色。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