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竟然是黑手黨？

對於巴爾干問題比較有充分研究並且一貫擁護南斯拉夫的英國學者和多產作家R·W·塞登瓦特遜，他對於約凡諾維齊的揭露感到很不安，認為它們並非可靠而完全真確的。在1925年他這樣說：「整個文章（約凡諾維齊的）的格調是漫不經心的，天真的，回憶性的；作者毫未想到假使讀者把這些話認真看待的話，會造成如何破壞性的結果……由是，貝爾格萊德政府便承擔着這樣的一種責任：或是證明他們所知道的情況並不是像約凡諾維齊所說的那樣確切，或是證明關於當時的危險他們曾經用某種方式預先提出了充分的警告，只是關於這種警告的記錄我們還不知道。總之，這事很難停止於此。歐洲和美洲的輿論現在非常重視大戰的責任問題，有權利要求約巴·約凡諾維齊及其首長巴希齊提出充分的詳細的說明。」不久以後，塞登瓦特遜親自前往塞爾維亞要求提供這樣的說明——要約凡諾維齊當場收回自己的話或是用某種可能的方式巧辯過來，如果這樣辦不到，就迫着要塞爾維亞政府對於1914年的刺殺陰謀所知道的都老實說出來以洗清自己的名譽。但是根據他1925年5月13日在薩格勒布《觀察報》上發表的那封不耐煩的公開信，可以看出他在這兩方面的努力都沒有成功：

自從我要求貝爾格萊德政府澄清約巴·約凡諾維齊先生不久以前在《斯拉夫世界中的流血》一書中關於薩拉熱窩刺殺案的那些陳述以來，已經有兩個多月了，但迄今我還未得到任何答復……

固然，幾星期以前，約巴·約凡諾維齊發表了一些關於戰爭責任的文章，但是他躲開了主題而只是責備我把他從前說的那些話弄錯了。（因此，塞登瓦特遜先生提出了兩個具體問題：「約巴·約凡諾維齊是否仍舊維持他原來的說法，那就是：在5月底或6月初……有一天巴希齊先生說……某些人准備前往薩拉熱窩去刺殺佛蘭茲·斐迪南？」第二個問題是：「當他敘述由電話得知薩拉熱窩刺殺事件的消息時，他說：『雖然我知道在那里准備着干什麼』，他果真是這個意思麼？」）

泰晤士報

我很明白約巴·約凡諾維齊先生何以猶疑不決，不提出一個確切的答復。如果他否認那些話，別人就會責怪他何以一個負責的政府官員寫文章如同兒戲。如果他承認的話，那麼，他就會迫使他的同僚和當時的內閣總理巴希齊坦白一切，說出事實的真相。

對於塞登瓦特遜這封堅強而明確的信，巴希齊和塞爾維亞政府都沒有提出答復。不過貝爾格萊德的新聞當局宣布說南斯拉夫政府已決定出版一本關於大戰根源的新《藍皮書》。塞登瓦特遜然後又寫了一封信給倫敦《泰晤士報》，要求讀者暫時不下斷語，等待新的文件發表之後再說。但是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書里，他不得不承認：

八個月已經過去了，還沒有聽到關於《藍皮書》的消息；可能關於這本書的預告，只是耍手段，企圖緩和批評者的情緒，等待種種議論逐漸平息下來。南斯拉夫政府不把詳細的事實公開出來，以證明自己的無辜，卻隱藏在神秘的雲霧里，這實在是一件不幸的事。

約巴·約凡諾維齊的揭露在塞爾維亞起先沒有引起什麼注意，因為知道實情的人顯然覺得他並沒有談什麼新的東西。巴希齊或任何別人沒有想到要為這些事來責備他。他被選為塞爾維亞的議會主席，選舉委員會的主席，立法委員會的主席。但是當他們發覺英美國家對於他說的話如何特別注意，在那些國家的人們如何開始感到塞爾維亞對於戰爭應負如何大的責任，於是有些塞爾維亞的報紙開始攻擊約凡諾維齊，說他是一個撒謊者、叛國者。於是他在《新生命》雜誌上寫了一系列的長文為自己辯白，說他從1881年從黑塞哥維那移居過來至今三十餘年在塞爾維亞的歷史中做出了如何的貢獻。他說：「我並沒有揭露什麼，像一般人所批評的。我不過是把1914年人人都知道的事寫下來罷了。」這對塞爾維亞來說可能是實情，因為在這里大家都熟知「黑手黨」及其有力的領袖提米特利耶維齊的活動，但是在協約國並不如此，因為在這里是叫大家相信塞爾維亞是無辜的。

亞歷山大太子

但是雖則巴希齊及其政府保持頑固的沉默，新《藍皮書》的始終不出現，以及約凡諾維齊那些辯白的文章，塞登瓦特遜仍然不相信上面所引的約凡諾維齊的那些揭露是真實的。他在書末的附錄中對於這個問題寫了好幾頁，最後結論說：「約凡諾維齊先生他自己不知為什麼原故，把黑白顛倒了，而他從前的同僚，也不知他們自己為什麼原故，沒有對於他的謊言公開責備他。」他的理由是：約凡諾維齊是「一種想提高自己身份的政客」，在爭奪政治勢力中，「他想表明貝爾格萊德政府是同情於革命運動的，以便獲得波斯尼亞青年的支持」，

「或許他希望加強自己在激進黨的地位，以對抗那些觀點狹隘的塞爾維亞王國的舊派」；他之所以想為自己辯白是因為他參加了薩羅尼加的審訊；至於巴希齊之所以不公開加以否定，是因為「他對於輿論，特別是外國的輿論，向來是不以為意的。」

然而約凡諾維齊先生的誠實問題，在塞爾維亞的報界引起了熱烈的爭辯，這里面還附帶摻和着政治黨派和領導的問題。某些塞爾維亞的領袖要求巴希齊出來表白一下，否定約凡諾維齊那些揭露的真實性。1926年2月26日在一次議會的預算委員會會議時，前塞爾維亞駐維也納公使農民黨的約凡·約凡諾維齊提請大家注意：由於約巴·約凡諾維齊的揭露在國外廣為流傳而政府未加以否認，以致塞爾維亞的名譽在協約國中遭到損失。因此，他要求巴希齊先生為維護塞爾維亞的名譽起見，應加以聲明，否則塞爾維亞在外債和賠償支付等方面，恐將遭受損失。

還有別人，例如前亞歷山大王太子的私人秘書耶侖尼基教授，痛責約巴·約凡諾維齊是塞爾維亞的叛國者，他的揭露是「謊言，極不忠實的東方國家式的謊言。」然後耶侖尼基更加誇大維克漢·司底特那種傳奇式的說法，說行刺的事是奧匈當局乾的。他所說的那一套，說什麼計劃是在柏林准備、在哥羅皮希發展、通過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的秘密顧問與貝爾格萊德的「黑手黨」的合作而執行的，實在是太天真、太荒謬，無需多加評論。認為這個計劃是在哥羅皮希發展的差不多是等於說佛蘭茲·斐迪南是在計劃着刺殺自己。耶侖尼基先生要求巴希齊及1914年的內閣中還活着的閣員對於約巴·約凡諾維齊加以譴責。

在此可以令人注意的，是耶侖尼基教授絲毫也不懷疑「黑手黨」對於刺殺計劃是一個很重要的腳色，雖則他否認巴希齊知道此事。但是他說「黑手黨」與他們所仇恨的維也納當局在刺殺計劃上互相合作便即刻引起了兩個尚活着的「黑手黨」的成員米蘭·G·米蘭諾維基和C·A·波波維基憤怒的否認。他們聲言很希望耶侖尼基對於他所說的話提出證據，「那麼，我們就根據我們所掌握的事實，提出我們所知道的關於薩拉熱窩刺殺案的一切事實。攻擊我們死去的同伴（他們的愛國思想是熱情和公正的人一直所不懷疑的），那麼，從我們看來，以後就解除了我們至今一直遵守着的一切義務」。

報紙上的爭論達到如此的高潮，終於在1926年4月25日在激進黨俱樂部舉行的一次委員會會議上，巴希齊提出了對約巴·約凡諾維齊的譴責，企圖把他的老友和同僚從黨中趕出去。根據他們黨報關於這篇演說的報告，巴希齊這樣說：

外國記者問他是否知道奧國儲君將要被刺。他否定了這樣的想法。他要求約凡諾維齊先生否定這一點，因為他（巴希齊先生）並沒有在內閣會議里說這樣的話……巴希齊先生等待着約凡諾維齊先生的否定。約凡諾維齊先生遷延不作否定，後來一直也沒有這樣做。巴希齊先生重申並堅持他並沒有說約凡諾維齊先生（在《斯拉夫世界中的流血》一書中）認為他說過的話。他還問內閣里的同僚們：」朋友們，或許是不是我忘懷了我說了那句話？」他們都肯定說他確實沒有說。

黑手黨照片

他這句話未加以否定，而這個問題仍舊爭論着。我必須否定這種說法。我不知約巴·約凡諾維齊先生何以要那樣說，不過他說的話不是真實的……我已經表示過我可以不採取行動，但是如果約巴·約凡諾維齊要單獨行動，他可以與我們分離而單獨行動。那是他的不可寬恕的錯誤。

對於這樣的攻擊，約巴·約凡諾維齊答辯說，在他那本小冊子里，他從來未說巴希齊先生「在一次內閣會議里」談到關於准備行刺的消息。那是「在一次私人談話時」提到的。為着證明他所寫的話是真實的，他可以提出文件和證據，不過他這樣做要求內閣總理和外交大臣擔負責任。當時的這兩位負責大臣烏曾諾維基和寧梯基不肯承擔這個責任，顯然是恐怕他可能再揭露一些關於1914年的塞爾維亞政府及世界大戰根源的其他不妙的秘密出來。

許多塞爾維亞的報紙一時喧嚷着，巴希齊先生終於說話了，他否定了對他的指責，但是進一步查究他的措詞，則似乎他是否定了一項別人並未提出的指責。他不承認「在一次內閣會議里」談到關於行刺的消息，而約凡諾維齊並且從未說內閣會議的事。b正如後面還要提到的，以及約凡諾維齊在1925年所寫的一篇文章中所說的，他說巴希齊先生預先知道行刺的計劃這一點，不說別的，即由下面這項事實也可以證明：確實發出了一道命令，阻止那些行刺的人從貝爾格萊德渡河前往波斯尼亞，但是這項命令沒有執行，因為塞爾維亞的邊防軍是屬於「黑手黨」的，沒有服從這項命令。這可以從一個名叫托多洛維基的邊防官員的日記和文件中得到證實，這些文件是在戰爭時為奧地利所劫走。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說，我們沒有足夠的理由懷疑約巴·約凡諾維齊在1924年的揭露的真實性。塞登瓦特遜先生爭辯說他是用一種「漫不經心的、天真的、回憶性的格調」而寫的，反而足以證明這些揭露的真實性。約凡諾維齊顯然沒有企圖把它當作一種政治性的小冊子仔細加以發揮以爭取別人的擁護或是表現他個人的重要。正如他在1925年所說明的，在1924年春間他答應給一個名叫克容金的俄國記者和僑民為他的小冊子寫一篇文章，以紀念世界大戰爆發十周年。他因為別的事忙，沒有馬上寫這篇文章。幾個月之後，克容金又催問他，他不想令其失望，便從他已寫好的回憶錄和筆記的初稿中摘出一些材料。其所以烏曾諾維基和寧梯基不願約凡諾維齊提出他的證據，以及「黑手黨」中還活着的成員威脅着要揭露真情，就意味着塞爾維亞政府對於有些事物還想隱藏。除非有證據證明約凡諾維齊的這些揭露確實是假的，則公正的歷史家可以斷定巴希齊和塞爾維亞政府的官員對於刺殺計劃一定是事先已知但加以隱瞞，雖則「惡事是終必暴露的」。

另外一批揭露的材料，據說大約包括有兩千件文件，是戰時奧方在貝爾格萊德攫取到的。這些是關於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運動組織「國防會」和「黑手黨」的宣傳和革命活動。這些文件有許多是在巴希齊和「國防會」的一個主要人物米羅·巴夫洛維基住宅里找着的。它們包括一些「可供利用的人員」，波斯尼亞的編輯、學生、間諜等的名單，以及貝爾格萊德津貼他們的錢數。

由於仔細查看有名的1917年薩羅尼加審訊案的官方記錄，也發見了許多關於「黑手黨」的新材料。b這本1918年在薩羅尼加由官方出版的厚書，後來停止發行了，並且禁止流通，這顯然是因為其中包括很多有損於1914年塞爾維亞政府信譽的材料。現在差不多一本也找不到了。但是研究塞爾維亞問題及大戰原因的學者曾經研究這本書，並發覺其中包括關於1914年前「黑手黨」的活動及該黨成員參加刺殺大公計劃的活動的許多材料。

根據這些材料，我們現在可以大略查明刺殺計劃的主要線索。促成這個計劃的，主要有三項因素：「國防會」、「黑手黨」、波斯尼亞的革命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