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節省了時間還是產生了新形式的剝削？

記者 |齊苗

被媒體稱為「食物終結者」和「未來食物」的硅谷代餐品牌Soylent在今年上半年宣布進駐全美4,378家沃爾瑪超市，這是在Soylent於2018年進駐450家沃爾瑪超市成功後的一次大動作，截至目前，Soylent已經在美國不同線下商超的超過20,000家門店銷售。公司現任CEO布萊恩·克勞利（Bryan Crowley）表示，在實體零售上的拓展，能夠幫助其公司實現讓更多人享受這種價格實惠的，可持續的健康產品的目標。從最早被硅谷程序員追捧的潮貨，到現在沃爾瑪貨架上的普通商品，Soylent顯然在努力拓展其消費群體，嘗試將其產品延伸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近幾年來在美國備受追捧的Soylent，是一種代餐飲品（即可以代替主餐為一般成年人提供足夠營養需求的產品），它主要有粉末和液體兩種形式，在今年4月還新推出了營養能量棒，以滿足更多元化的市場需求。實際上這個帶有科技創新頭銜，能夠快速補充人體所需營養物質的代餐產品並不是硅谷的新發明，早在八十年代美國風靡的SlimFast，就是通過取代正餐幫助消費者（大多為女性）減肥的一種代餐產品。然而比起減肥產品SlimFast，有雄厚風投資本的Soylent似乎有更高的社會責任感，它想要掀起一場食物革命，改變人們吃的方式，改變人們對食物的認知，甚至改善世界范圍內的營養不良和飢餓問題。然而，代餐產品是否能有效地改善世界飢餓問題？在高調的社會責任感宣言背後，Soylent及緊隨其後的其他代餐品牌所要帶來的這場「吃」的革命，還有更廣泛的社會影響，這些都值得探討。

代餐重新定義了食物？Soylent這個詞起源於1966年出版的科幻小說《讓地方！讓地方！》(《Make Room! Make Room! 》)，這部小說在1973年被改編為一部美國反烏托邦科幻電影《超世紀諜殺案》(《Soylent Green》)，電影講述的是2022年未來世界的故事——人滿為患，食物短缺，人們只能以Soylent集團生產的人工合成食物為生。電影中大部分的Soylent產品由黃豆和兵豆（Lentil beans）製成，其中綠色系列的Soylent (Soylent Green)最受歡迎，至於它的原料，或許港譯名《人吃人》更能說明問題，那句「Soylent green is people」（「Soylent green是人肉做的」）的經典台詞至今還讓很多人不寒而慄。類似講述未來世界因食物缺乏，而不得不依賴某種人工合成食物的科幻電影並不少，比如在韓國電影《雪國列車》中，火車上底層階級的食物就是蟑螂碾碎後製成的蛋白質塊。而如今Soylent等新型代餐產品的興起似乎讓未來的反烏托邦世界更真實了一些。

《Soylent Green》劇照2013年，Soylent品牌創始人，電氣工程師羅布·萊因哈特（Rob Rhinehart）開始從亞馬遜上購買營養素，並按不同比例進行調配，嘗試用這些營養素來代替正常食物維持自己的生存。忙於在硅谷創業的羅布厭惡了總是吃不健康的快餐，又一向認為做飯吃飯是個麻煩事，他認為維持我們身體正常運轉需要的只是食物中的營養成分，而非食物本身。通過自學營養學和研究人體營養攝入標準，羅布篩選出人體生存必需的35個營養成分，在隨後一個月中，羅布沒有吃任何東西，只攝入他自調的「化學雞尾酒」。之後，他把這一個月的體驗發表在Blog網誌上，標題為：我是如何停止吃食物的 (How I stopped eating food)，文中描述了這種飲食方式使他身體產生的種種「積極」變化，並如何改變了他的生活。羅布這種激進的飲食理念使他迅速在IT圈走紅，並幫他收獲了一眾粉絲，還為2014年Soylent的創立吸引了大筆的眾籌和風投資金。

羅布的行為引發了一眾記者，粉絲，營養達人的效仿，在Soylent以及其他新型代餐產品品牌如Huel上市後，人們也紛紛把自己只依靠代餐生存的體驗做成視頻或寫成文章放在網上分享。

體驗者眾說紛紜，營養學家對這些新型代餐產品是否能夠維持人體正常運轉，是否健康，也有異議。新型代餐產品強調其產品的全營養性，即產品中包含了人體所需的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26種維生素和礦物質，並不含過多的糖，膽固醇，及飽和脂肪。從理論上說，人體只要依靠含有這些營養的物質就可以生存下去，然而，不少營養學家指出，代餐產品中只是包含了目前我們所知道的人體所需的營養物質，我們每日吃的食物中或許還含有一些微量元素或維生素是我們並不了解的。長期依靠代餐產品，很有可能使身體缺乏某種未知的但人體必需的營養物質，從而導致某些疾病。另外，這些代餐產品都是高度加工食品，而人體對合成的營養補充物質與真正食物中的營養物質的吸收程度是不同的，咀嚼食物的過程往往是一個幫助人體吸收營養物質的過程。因此，盡管代餐產品包含充分的營養成分，人體卻不一定能充分吸收。但也有科學專欄作家指出，在當今有70%成年人口超重的美國，比起高糖高鹽高脂肪的快餐，這種營養全面，卡路里攝入量化的代餐產品的普及能對公共健康產生積極影響。

除了對全營養性的強調，Soylent, Heul等新型代餐產品還有相同的理念，那就是食物是功能性的——它的作用主要是為人體提供必要的營養，而這些品牌的代餐產品能讓此功能更加地精準和高效。在接受《紐約客》的采訪時，羅布曾說，你身體需要的是氨基酸和脂類，而不是牛奶本身；你身體需要的是碳水化合物，而不是麵包。而Huel的創始人之一朱利安·赫恩（Julian Hearn）也表示，我們人類在漫長歷史中一直都太把食物味道置於它為人體提供營養的功能之上，正因為太專注於製作好吃的食物，人們才會過度消費食物。

由此看來，與同樣被譽為「未來食物」（the future of food）的硅谷高科技食品人造奶，人造肉等相比，新型代餐產品的理念似乎更激進。實驗室產的人造奶和人造肉打破了肉奶一定來自於動物的認知，代餐產品則更進一步的打破了人們對食物的概念，將食物的功能性與它的社交娛樂文化性劃分開來。精準高效的代餐產品允許工作的人們省去做飯吃飯的時間，能最大化地提高工作效率；而需要長時間烹調追求口感的食物則承擔了其他綜合性的社會功能。正如羅布在接受采訪時所說，當然人們參加聚餐時，還是會帶真正的食物，而不是Soylent。理想情況下，食物功能的分化或許是好事。代餐產品幫助提高的工作效率和節省下來的時間，可以讓人們在工作之餘有更多休閒時間，參加聚會，享受自己喜歡的食物，可事實會是如此嗎？

是節省了時間還是產生了新形式的剝削？硅谷出身的Soylent，迎合了互聯網圈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成為全球程序員提高工作效率的一大標配產品。工作繁忙時，只要把各種粉末倒在水中沖泡就完成一餐，有些程序員嫌沖泡都麻煩，隨後的Soylent 2.0就直接升級為調配好的瓶裝飲料。盡管Soylent成功地籠絡了這些鐵杆粉絲，但科技人員畢竟只是一個很小的客戶群體。為提高銷售量，Soylent還將它的客戶群體瞄準到科技公司的邊緣工作人員，比如Lyft（美國第二大網約車公司）司機。對於這些司機，少花點時間吃飯，就意味着多拉幾個客人，多賺一些錢。Soylent近兩年在沃爾瑪超市，7-11便利店等傳統銷售渠道的極快擴張，也顯示了它想要爭取更多普通工薪階層消費者，成為主流品牌的決心。

一瓶Soylent即飲產品不到3美金，比很多快餐便宜許多，對於沒空准備食物或吃飯的工薪階層而言，很有誘惑力。Soylent CEO布萊恩·克勞利（Bryan Crowley）表示，讓更多沒空准備食物或吃飯的人，享受到這種負擔得起的，可持續的，便利的健康產品是他們的一大使命。代餐產品幫助人們在快節奏生活中隨時隨地補充體力，確實給忙碌的人們帶來了便利。然而，當代餐食品成為主流，成為我們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它也能潛移默化的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組織，從而具有了重造社會體系的能力。

代餐產品精準高效地將營養投放到人體內，以確保勞動者在更短時間內完成等量工作，這為人們日常生活帶來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勞動者們從代餐產品所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中受益，獲取更多的休閒時間。另一種可能是，代餐產品幫助解決了資本主義體制下勞動力再生產的難題，從而允許了一種新形式的剝削。勞動者本來需要吃飯、睡覺等必要的休息來保證身體正常運轉，才能恢復勞動中消耗的體力和腦力，繼續創造利潤，而代餐產品有可能讓吃飯這一必要環節簡化，甚至省去，如此一來，這為僱主提高工作量，延長工作時間提供了有利條件。最終，原本為勞動者帶來更多休閒時間的新發明，有可能又把這扇窗戶關上，將勞動者帶入到一個工作時間更長的境地。

或許我們可以借鑒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糖在英國風靡的歷史來探討這兩種可能性。在《甜蜜與權力》一書中，美國人類學家西德尼·敏茨講述了1650至1850年間，糖消費量在英國的急劇上升，以闡釋權力的角色。17世紀中期，糖還是皇室專用的奢侈品，到了18世紀中期，尋常英國家庭中已經普遍在飲茶時加入糖。隨後，糖在英國居民消費中比重急劇上升，它不再是甜味劑，而逐漸變成一種普通食品。在糖以及糖類食品普遍流行前，英國工人通常會有兩個小時的午休時間，回家烹飪吃飯以補充後續工作需要的能量；然而，糖及糖類食品為工人們提供了能快速補充的熱量，工人們開始以茶和糖以及一些烘培食品為工作餐。起初，工人們從這種便捷食品中受益，他們不用再回家烹飪做飯，還能享受兩個小時的休閒時間。但很快，當這種便捷變成一種標準，工人們的午休時間也隨之縮短。簡而言之，糖帶來的便捷使得延長工作時間變為可能，這不是資本家或者工人任何一方所能預料到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體制追逐利潤最大化的使然。

代餐可以解放女性？針對Soylent走紅的現象，很多人調侃道，如果連吃午飯的時間都能省掉，說不定以後可以讓人連廁所都不用去了。一篇發表在半島電視台英文網的評論文章表達了對此類產品流行可能使員工工作時間更長，工作強度更高的擔憂，稱這是眾多媒體評論擔心Soylent等代餐產品崛起的主要原因。然而，文章作者也樂觀地認為，代餐產品的崛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比如它能夠幫助平衡性別分工，尤其是，能讓女性從繁重的烹飪家務中解放出來。

這種分析的邏輯是，如果在未來代餐產品成為主流，那女性也自然從烹飪中解放出來。然而，這並不是一種所謂的「勝利」。Soylent的出現並沒有打破性別不公的社會現狀，而是首先默認了這種分工不平等，然後嘗試用技術和去政治化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同時又巧妙地在這個社會現狀基礎上找到了一個資本擴張和創造利潤的途徑。這正如在二戰結束後，大量軍用化工產業不得不開始轉向民用來尋求生存和發展。於是，一系列推廣塑料製品的商業廣告和社會活動應運而生，它們以女性群體為目標，鼓吹「便捷」的一次性塑料製品能使女性從繁重的家務解放出來。然而，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塑料製品充斥在生活的角角落落，它真的解放了女性嗎？性別不公平的社會問題真的因為塑料製品的使用有所改善嗎？

正如《衛報》關於Soylent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所指出的，Soylent和80年代的SlimFast並沒有什麼本質不同，SlimFast被認為是針對「天真」女性的一款「無聊」減肥產品， 而Soylent則成功地重塑了一個女性使用多年的產品概念，並宣言要將人們，尤其是女性從一項繁重無聊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諷刺的是，作為一個男性精英工程師創業，針對男性消費者為主（占總消費人群的65%）的炫酷「高科技」產品，Soylent成功的本身卻也彰顯了硅谷高科技產業中無處不在的性別不平等問題。

一包代餐粉解決世界飢餓？代餐公司及其支持者們認為，代餐產品易於運輸和儲存，又能快速提供人體所需營養，這讓它能成為緩解全球食物壓力、改善飢餓問題的一個有效方案。Soylent公司也將對抗飢餓作為本公司的一大使命，它近日通過其網站宣布，計劃在八月向美國82所大學中缺乏食物保障和處於飢餓的大學生捐出50萬份Soylent營養代餐飲品。同時，Soylent還與國際組織合作，擴大其在解決全球范圍內營養不良和飢餓問題的影響力。

不管在美國還是在世界范圍內，缺乏食物保障（food insecurity）和飢餓的問題都不容小覷。美國有超過4000萬人口面臨食物短缺的問題，而一項針對美國66所高校43,000名學生的調研顯示，高達36%的大學生的日常三餐沒有保障甚至處於飢餓狀態；而在世界范圍內，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球有8.21億人，即每9個人中有1人，處於飢餓狀態，全球飢餓人口數量也在2016年到2018年間持續上升，重新回到十年以前的水平。

面對嚴峻的飢餓問題，我們不能否認代餐產品能對這些社會問題帶來的積極影響，現在也有一些反飢餓的國際機構開始使用代餐產品來改善受災地區人口的營養不良。然而，正如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一位官員表示，不能因為這些人處於貧窮和飢餓，就認為他們沒有選擇吃什麼的權利，飢餓問題不是簡單地給挨餓的人一包代餐粉就能解決的。

代餐產品等食品創新公司在談到食物問題時，往往會強調未來人口暴增，唯有提高糧食產量，研發創新食品，才能緩解飢餓問題。對於這些公司來說，飢餓問題僅僅是糧食供給不足，食物營養含量不高，不夠高效而導致的，只要有了自己的技術創新，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如此一來，這些技術創新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巧妙地將問題轉化為了利潤創造點。正如，Soylent一直都在向大眾傳達其產品所承載的「解決飢餓問題」的社會責任感。這種科技中心論，也恰恰體現了時下對飢餓問題的一種普遍去政治化的理解。

然而，飢餓問題產生的根源，不是糧食短缺，不是食品缺乏。實際上，在過去的20多年，世界糧食產量增速遠遠高於人口增加率，現在的糧食產量是需求量的1.5倍，足夠餵飽100億人口。但問題在於，有1/3的世界人口因收入過低買不起糧食，還有大量的糧食被用於生產生物燃料和餵養動物。因此飢餓的根源在於巨大的貧富不均，在於跨國糧商對糧食價格的操控，還在於強權國家通過貿易協定等摧毀第三世界國家糧食生產體系，導致其嚴重依賴進口。或許代餐產品能夠在短期內有效地為飢餓人口提供援助，然而它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長久之計。這樣一個投資動輒成百上千萬美金的高科技食品項目，它的生產技術掌控在硅谷風投手中，它的目標是賺取更多利潤，而不是解決飢餓問題。想要徹底地改善飢餓問題，唯有打破跨國糧商公司的市場壟斷，讓貧困國家和自己的人民真正掌握本地區的糧食生產和供給，掌握自己的食物主權，而不是依賴一個外來公司的產品。

代餐產品的流行迎合了時下社會對高效率的追求，而代餐產品及其他高科技食品項目也成為互聯網風投追捧的香餑餑，它時刻強調通過技術創新（盡管有時只是換湯不換藥），效率提高讓經濟變得更可持續，社會變得更和諧。然而，這種去政治化的技術手段，不過是繞過結構性問題的一個速效對策而已。它們沒有追尋問題的根源，只是在以增長為導向的資本主義體制中，將這些社會問題轉化成了創造利潤的另一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