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曾自一句古希臘詩句獲得靈感：「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在他筆下，無數歷史人物化身為「狐狸」或「刺蝟」：「狐狸」追逐多個目標，思維零散、離心，卻能根據對環境的敏感觀察適時調整戰略；「刺蝟」則目標單一，思維專注卻固執，堅守一個不變的原則，以此規范一切言行。
而在冷戰史學家加迪斯眼中，真正偉大的戰略家是能夠同時身兼狐狸和刺蝟二職的人。只有把刺蝟的方向感和狐狸對環境的敏感性結合起來，追求目標與能力的一致性，才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戰略。
在加迪斯看來，林肯就是將這兩種思維方式融合的例子之一。林肯出身平凡，卻帶領聯邦贏得了美國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並廢除了奴隸制。林肯如何做到平衡戰爭與國家、理想與利益、以及原則與變通，從而達成了看似難以實現的宏大目標？
衣衫襤褸，沿密西西比河南下
1809 年，林肯出生於肯塔基州的農舍，林肯母親的去世和父親的漠視讓這個9 歲的男孩和他 12 歲的姐姐忍飢挨餓、衣衫襤褸。從未聽說過哈克·芬恩的少年林肯和朋友搭起一條小船，沿着密西西比河南下。很多年後當被問起自己的教育經歷時，林肯只寫了一個詞：「缺失」。
林肯的回答是對當時大部分美國人的真實寫照，那麼是什麼使他與眾不同呢？首先是相貌，身高 1.93 米的他幾乎總是高人一頭。他認為自己面相醜陋，動作笨拙，就像會隨時撞翻什麼東西似的，但是林肯似乎很少對自己的長相表示不滿，而是以自我貶低的方式尋求庇護，小心保存着那駭人而又不常爆發出來的力量。
林肯發現自己不能避開他人的關注，因此很早就覺得自己可能會備受歡迎。所以，他打磨精進自己的表現力，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對幽默信手拈來：據說林肯能夠「讓貓也發笑」。然而，在這個面具之下卻是對宿命論的堅信，似乎總有某件東西或者某個人在指引着他。
林肯年輕時喜歡懶洋洋地躺在河邊背誦莎士比亞的作品。這條叫作桑加蒙河的河流在伊利諾伊州的新塞勒姆鎮附近，林肯最初就住在這個小鎮上。他試過造船、航運、測量、參軍、鐵軌分道、合作經營雜貨店，甚至還當過一段時間的鄉村郵政局局長。最終，他進入法律行業，接着投身政治。
林肯自學法律和政治。他貪婪地閱讀，記憶大量實用內容，並極為靈巧地學以致用。盡管沒有得到很多幫助，但是他的演說技巧讓他毫無阻礙地從法律界步入政壇。很明智的是，林肯沒有一蹴而就。選舉成功意味着需要等待機會：這也是為什麼林肯直到1846 年才去尋求眾議院的提名。
1849 年，林肯從華盛頓返回斯普林菲爾德市。林肯回去後看到自己的法律辦公室髒亂不堪，但是他不在的時候，他給選民送的種子早已撒在地上生根發芽。林肯40歲了，看起來離發芽的日子也不遠了。
奴隸制的靈活演說家
在之後的5年時間里，林肯找到了人生目標，獲得了方向指引，然後開啟了新航程：他的任務是提醒美國人，為了組成聯邦，他們必須謹遵開國元勛的教誨，在艱難的位子上做出艱難的決定。
國父們允許奴隸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認為這是「必需的」。從英國人那里繼承了此項制度的他們，一方面知道國家與此共生，另一方面又希望它在某天能自行消失。所以，他們將奴隸制寫進了美國憲法卻又不明文提及，「就像病人把瘤或癌藏了起來，不敢一次切除，以免流血過多致死。」
然而，奴隸制並沒有顯示出要消失的跡象。在獲得合法地位之後，奴隸制帶來了更多利益。3/5 的國會代表權和選票保證了奴隸制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即便在奴隸制不合法的地區，聯邦法律也允許奴隸主抓回那些逃亡的奴隸。
在奴隸制問題上，那名試圖澆滅怒火的人，反倒因為機關算盡，變成了最大的煽風點火者。伊利諾伊州的資深議員斯蒂芬·A·道格拉斯是斯普林菲爾德市的一名律師，經常和林肯展開辯論。這位林肯口中的「道格拉斯法官」認為只有他自己知道應該做什麼。
廣袤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一帶西接落基山脈，北臨加拿大邊界，只不過地形和氣候註定奴隸制根本無法在這個新地區發展起來。道格拉斯想出了一個一石二鳥的妙招，為什麼不在這里讓居民自己決定這里的未來呢？由他提議並於1854 年得到國會通過的《堪薩斯– 內布拉斯加法案》，將《密蘇里妥協案》對於奴隸制的地域限制化為泡影。
然而，這一法案卻引爆群情。開國者將奴隸制視為必要之惡，因此需要在其消失前容忍其於有限范圍內的存在。道格拉斯卻宣稱中立：假如新地區的居民想要奴隸制，那就給予他們，甚至可以不加期限。1854 年 10月，兩人在斯普林菲爾德市的一次同台期間，性情一向溫和的林肯已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假如甲能夠最終證明他將乙作為奴隸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乙不以同樣的論據證明他同樣也能將甲作為奴隸？你說甲是白人，乙是黑人。如果是和膚色相關，那就是說膚色淺的人能奴役膚色深的人。請注意，按照這個規則，你會被膚色比你更淺的人奴役。如果你說和膚色無關，那就是說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優越，因此有權力奴役他們？再次注意，按照這個規則，那些智商比你高的人就會奴役你。如你所說，這是一個和利益相關的問題，那麼，如果你把有權蓄奴視為自己的利益，很好，假如他也將有權蓄奴看作自己的利益，那麼他也有權將你奴役。
後來，林肯又在這場演講中引用了《獨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道格拉斯法官是否將奴隸看作人？如果不是的話，他們是什麼？肯定不是豬，因為豬在國會中可沒有 3/5 的代表權。如果奴隸是人的話，「人民主權」是不是保證他們也有自決的權利？那麼，一個人怎麼會自己選擇去做奴隸呢？我們只見到有人逃離奴隸制尋求自由，卻從未看到相反的情況。林肯溫和地總結，道格拉斯的觀點「即便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都不怎麼站得住腳」。
但邏輯在手也得分清楚哪些仗可以打，哪些仗必須推遲。這樣的發問並沒有讓林肯瞬時變成一個廢奴主義者，林肯克制自己，沒有向美國憲法中奴隸制的部分開火，因為如果在這時候這樣自我標榜，是「非常愚蠢」的。
與正確的人為伍……與錯誤的人分道揚鑣。和願意恢復《密蘇里妥協案》的廢奴主義者站在一起，但如果他們試圖廢除《逃奴追緝法案》，我們就要提出反對……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你都要避免陷入危險的極端之中。
在這個問題上，林肯展示出一種道德標準的政治實用性。林肯的道德不是來自信仰，也不是來自形式倫理學，更不是來自法律。相反，它來自經驗，為自我教育所拓寬，受益於雄辯中所展現的邏輯。而道格拉斯法官的非道德則不僅僅是錯的，還違背了常識的最基本要求。
林肯將實用主義和原則、理性和熱情、尊重國家歷史和展望世界未來合二為一，這讓道格拉斯倍感不安。這位參議員只願區分差異，不願探索兩極。林肯恰恰相反，他從對立中獲取力量。
在與林肯的辯論中，道格拉斯不可避免地喪失了政治信譽。作為新的反奴隸制的共和黨候選人，林肯開始向道格拉斯的議員位置發起沖擊。在1860 年共和黨總統的提名中，林肯已經開始嶄露頭角。
臨危受命的聯邦領導人
在黨派分裂的情形下，有「軌道分離器」之名的林肯現在不得不成為一名政治「合成器」。不像分裂的民主黨和快要滅絕的輝格黨，共和黨一致同意反對奴隸制的擴張。他們在1860年的問題反倒是太有希望了：該黨共有11位候選人，林肯需要在不破壞黨內團結的前提下獲取他們的支持。
所以，他把自己變成了共和黨的重心。他遠赴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紐約和新英格蘭等地演講，並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在斯普林菲爾德市默默觀察，等到確信自己已在第三次投票中獲得提名，才從辦公室走到前院展開競選活動。這當然少不了免費贈送授權傳記、擺拍照片，以及通過信件和電報與各州的黨內組織者保持聯系：在他那個時代，林肯算得上一個精通技巧的人。在11月，林肯贏得了選舉團的多數票，毫無疑問也獲得了普選多數票。
當林肯當選總統、7個蓄奴州脫離聯邦時，消極狀態在整個聯邦機構中蔓延。焦慮的議員們試着制訂妥協方案，但是稍做考慮之後，林肯還是回歸到基本原則。
我不贊同任何幫助或允許奴隸制在這片國土上繼續擴張的妥協行徑。任何通過陰謀獲取國土，然後允許某些當地政府推行奴隸制的做法都極度可憎。
林肯似乎低估了南方的決心：「我看只需要兩三個兵團就能讓叛亂各州都執行上美利堅合眾國的法律。」1861 年 1 月，他如此向一名狐疑的訪問者保證：「然不論實際需要多少兵力，我都會一往無前。」
1861年4月21日，南方邦聯向查爾斯頓港的薩姆特堡發起了進攻。從那一刻開始，戰爭打響。在接下來的4年中，林肯一直以恢復聯邦為目標，但是他也相信，不除去奴隸制的原罪，這個願景就無法實現。
11個州組成了南方邦聯，薩姆特堡戰役發生後，又有4個州宣布退出合眾國聯邦。戰爭從不是目的，但可以是一個岌岌可危的國家自救的方法。林肯必須將殘破的聯邦團結起來，即便犧牲也在所不惜。這意味着必須保證密蘇里州、肯塔基州、馬里蘭州和特拉華州這4個合法蓄奴州忠於聯邦。總統承認，失去這4個州意味着「我們同意了即時的分裂，也意味着國會宣布了投降」。
所以，林肯命令指揮官不得擅自釋放他們所捕獲的奴隸：只有總統有權做此決定。他簽署了國會的《充公法案》，授權聯邦可沒收包括奴隸在內的反叛者的財產，但是他又禁止執行這一法律，想等日後再相時而動。但是當北方的奴隸制支持者阻撓徵兵並妨礙軍隊上前線時，林肯毫不留情地逮捕了鬧事者，並且拒絕給予其人身保護權。即便美國最高法院對此提出駁回，林肯也拒不撤回命令。所有的例證都說明，林肯的目標是要平衡法律和軍事需求。
按照一般的法則，生命和肢體都必須得到保障，但為了保護生命，肢體經常需要被截掉，我們從不會為了保護肢體而放棄生命。我認為，除非和憲法相悖，否則任何對保護國家來說必不可少的措施都應該成為法律。
在這里，林肯清晰地表達了一個觀點：在全盤皆輸時，拯救部分毫無意義。因此，僅憑常識，我們就能判斷出：「政治目的即目標，戰爭即實現目標的手段，而手段絕不可脫離目標。」
戰爭促成的廢奴宣言
在戰爭前半部分，林肯一邊試用各類頭腦僵化的將領，一邊開始尋求贏得戰爭的其他方法。方法之一就是他最終成了一名廢奴主義者。過早如此可能會導致戰爭失敗，但是林肯看到，戰爭對抗正在改變目標，而這意味着實現目標的政策也要改變。
既然之前就有武裝黑奴的做法，加上很多黑奴也很想參軍，那麼將他們招入軍隊也說得過去。這一舉措讓北方人手得以擴充，卻讓南方坐立不安。一旦曾經的黑奴為聯邦而戰，北方人也就沒有支持蓄奴的理由：盡管總統還未發出政令，但現實正在讓黑奴獲得解放。
林肯對此瞭然於胸，也沒有試圖阻止，他只是謹慎地保持距離，直到1862 年 8 月才公開保證。
在此鬥爭中我的首要目標是拯救聯邦，而不是解除或摧毀奴隸制。如果能拯救聯邦而無法解放任何奴隸，我會去做；如果通過解放所有奴隸就能拯救聯邦，我會去做；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隸而保留另一部分才能拯救聯邦，我也會去做。
林肯說，對所有選項留有選擇餘地是他的「官方」職責所在， 但他「不想改變自己一直表達的個人期望，即所有人，不論在哪里都是自由人」。
餘下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違憲的事實：黑奴解放將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個人財產無補償沒收。而林肯已經找到讓他的願望成為職責的方法：他宣稱廢除奴隸制是軍事的必然要求。
他提議以憲法賦予他作為「總指揮官」的「戰爭權力」行事，亞當斯 20 年前在眾議院已宣稱這些權力包含「命令奴隸全部得到解放」。內戰爆發不久，亞當斯的想法就如幽靈般在林肯腦海中縈繞，但是這位有着縱觀全局天賦的總統一直在等待合適的時機。
9月17日，當麥克萊倫將軍在安提塔姆取得一場具有象徵性意義的軍事勝利之時，林肯等待的時機到來了。5 天後，不再絕望而是充滿力量的總統宣布：
從1863年1月1日起，任何一州或州內指定地區的人仍把他人作為奴隸，將被視為背叛聯邦政府，所有被當作奴隸的人從即日起將會獲得永久自由。
林肯知道：聯邦的流血犧牲越多，黑奴的解放就會越發正義和合法。在這層含義下，宣言使北方抓住了先機，而南方則從此刻起陷入被動。
1862年12月1日，林肯在第37屆國會的第三次會議上號召以憲法修正案的方式將戰爭期間的廢奴主張永久合法化。在講話中，他所認定的荒誕之事便是一個分裂的聯邦，而黑奴解放縮短了戰爭時間，為國家發展提供了保障，也相應地增加了「國家的財富」。在林肯講話的核心，是「自由即力量」的信念，並且「有着最大自由的國家就應相應地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艾倫·C·圭爾佐在對《黑人解放宣言》的描述中指出，是「縱觀全局的天賦」讓林肯「迅速看清全局，並幾乎馬上就知道該如何行事」。林肯在成本上精打細算，他憑借積累的經驗而非專業教學中的教條行事。他尊重程序正當性，但是也知曉在事態緊急時拘泥於程序的風險：在靈活表態與巧妙堅持原則方面，沒有能出林肯之右。
隨着1863年7月維克斯堡戰役和葛底斯堡戰役的打響，勝利開始到來。然後，9月2日，謝爾曼將軍占領了亞特蘭大。林肯的信心與狼煙一同高燃，在兩個月後的總統大選中，他高票連任，在22個州的投票中僅失3 州。
在林肯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亞當斯就已經看到一次內戰將把奴隸制「從整片大陸」拔除，盡管要承受「災難性和淒涼的」代價。承受的代價對於林肯來說一清二楚：南北雙方共300多萬人參戰，至少75萬人死亡。他在1861年曾估計只需要兩三個兵團就能平定分裂，但這顯然是過分天真，因為實際上共有3000多個軍團參與了此次戰爭。當然，林肯確實曾以「然不論實際需要多少兵力，我都會一往無前」來表達自己的決心。
在這次戰爭中，林肯使戰爭的目標不斷擴展並納入廢除奴隸制，當然，前提是他自己確定這樣有助於戰爭的進行。盡管他不斷擴展鬥爭的手段，但是讓國家延續是他始終不渝的方針。在林肯的時代，沒人知道該如何順應外界情勢而變，但是林肯告訴我們的是，他做到了能做的一切。
最深入研究林肯的現代傳記作者總結道，「不知為什麼，他在意志堅定的同時不任性妄為，在公平正直的同時不自以為是，充滿道德感而不說教」。簡而言之，就是他能夠駕馭對立，而不是被對立駕馭。
他明白如何調和惡劣的手段和崇高的目標，這印證了「一流的智者能夠同時在腦海中持有兩種相反的想法，並且仍然保持行動力」的觀點。真正的戰略家可以以刺蝟的方式堅定自己的目標，並用狐狸的手段向目標前進。
為了達到這一境界，林肯總是完美地平衡自己的目標與能力。他從底層做起，慢慢向上，直到准備好時才沖擊頂峰。於此同時，林肯對於選擇擺出歡迎的姿態，在面對開國元勛留下的奴隸制與利益的平衡問題時，不畏懼做出抉擇。林肯對於時機也有着出色的掌控，讓時間站在自己一邊，他知道如何等待、何時行動，以及向何處尋求保證。
對規模、空間和時間進行不同尋常的掌控，並從中獲取常識———這樣的能力便是成為偉大戰略家的關鍵。而對於個人而言，靈活運用常識的能力也能幫助我們在有限的能力和無限的目標間找到看似難以實現的最大值，從而達成心中所念。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