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能不能說一說范仲淹和慶歷新政？
自秦漢至明清，兩千餘年的中國帝制時代，出現過許多變法。
這些變法，絕大多數以解決財政困難、增加皇權收入為核心目標。
比如：商鞅變法的指導思想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追求最大限度地汲取秦國的人力物力；漢武帝改革的手段是發動聲勢浩大的「算緡告緡」運動，鼓勵民眾互相舉報彼此的資產，造成了「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的後果；唐德宗任用楊炎變法，以「兩稅法」取代「租庸調」，實際上是將那些以前缺乏正當性的苛捐雜稅（暫時法外之法），全部納入到「兩稅」這個大口袋之中，使之變成正規賦稅（那些缺乏正當性的苛捐雜稅，隨後又再次出現）。王安石變法，雖然高舉着「方田均稅」的旗幟，但並沒有認真去做「方田均稅」的工作，而是將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上面，因為它們可以大幅給宋神宗增加收入；再往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雍正的「攤丁入畝」，都不過是唐代兩稅法的翻版。
比較之下，范仲淹所主持的「慶歷新政」，是一種難得的異數。
圖：范仲淹像
這場北宋建國八十餘年後啟動的改革，主要目的不是斂財，而是緩解民生疾苦，整頓腐朽的官僚系統。
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奉命向宋仁宗「條陳十事」，列舉了十條亟需改革的問題，其中有八條，涉及到了對官僚的整頓。
第一條叫做「明黜陟」。簡單說，就是要廢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論資排輩」舊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員，才能得到升遷。
第二條叫做「抑僥幸」。簡單說，就是減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蔭制度」，不必參加任何選拔歷練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公元1213的統計顯示，宋代靠着「恩蔭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們，占到了官僚總數的56.9%（在宋真宗時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條叫做「精貢舉」，簡單說就是科舉考試要公正、要加大選拔難度。
第四條叫做「擇官長」，簡單說就是建立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針對官僚系統的監察、舉薦制度。
第五條叫做「均公田」。簡單說就是整頓官員名下的「職田」（用作俸祿之用，離職時交回朝廷），多的吐出來，少的補上去。
第六條「厚農桑」，是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第七條「修武備」，主張恢復府兵制，是希望加強國防力量。
第八條「減徭役」，具體的做法是合並行政區域（比如合五縣為一縣），來減少官吏的總量，進而減少民眾負擔。
第九條「覃恩信」，建議嚴格考察官僚對朝廷恩澤（赦書中及民之事）的執行情況；第十條「重命令」，建議嚴格考察官僚系統對命令（宣敕條貫）的執行情況。
除了第七條，其餘九條全部獲得了宋仁宗的認可，「皆以詔書畫一，次第頒下」，被寫入詔書之中，成了「慶歷新政」的改革內容。
在帝制時代，要推動這樣一場以整頓官僚為核心目的、嚴重損害官僚利益的改革，毫無疑問，只能依賴皇權。
宋仁宗本來是願意支持這場改革的。
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統治基礎，但官僚的利益，與皇權的利益並不全然一致。皇權希望官僚「盡職盡責」，替自己運作人力物力的汲取，並維持統治的穩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內不出事」和「任內撈足錢」。
論資排輩、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這些規則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這些規則，帶來了「冗官」（人員嚴重超編）、「冗費」（財政不堪負荷）和玩忽職守（反正熬夠時間就可以升遷，反正有個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對宋仁宗所追求的統治穩定，顯然都是不利的。
所以，宋仁宗支持范仲淹的改革。
但宋仁宗對改革的支持，只維持了短短一年的時間。
他發現，在整頓官僚的過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開肯定「朋黨」，抱成了一團。
在皇帝眼里，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團」，比「壞人結黨」更有害。後者為了腐敗怠政，言行上往往選擇迎合皇權的喜好；前者則相反，為了所謂的「政治理想」，常常會走向要求制約皇權。
對「好人抱團」這件事，宋仁宗畢生存有極高的警惕。
早在寶元（1038~1040）年間，他就曾問過大臣張士遜：
「君子小人各有黨乎？」
張士遜的回答是都有，不過「公私不同」，好人抱團為公，小人結黨為私。宋仁宗沒有正面評價張士遜的回答。他轉而強調「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所有的官僚都應該遵守、執行朝廷的法令。
圖：宋仁宗
到了慶歷四年（1044年）四月，當主持「慶歷新政」的范仲淹，因損害了官僚們的利益而被指責搞「朋黨」時，宋仁宗對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問題：
「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
皇帝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真的在提問，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希望朝中君子個個「退無私交」，一盤散沙。皇帝只是在以提問的方式，希望范仲淹體察到他心中的答案，並希望范仲淹按照這個答案，去修正自己的言行。
上個月，皇帝剛剛在邇英閣向部分官員出示了一份「御書十三軸」，里面列有「治政要目」35項，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說：
「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大意是：我在邊境帶部隊的時候，好戰者會結黨，怯戰者也會結黨。朝廷中也是一樣，好人會結黨，壞人也會。結黨做好事，對國家能有什麼害處呢？
范仲淹覺得，朝中好人團結起來對國事無害；但宋仁宗覺得，臣僚們抱成一團，對自己是有害的。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歐陽修，又自詡為「朋黨」，公開撰文《朋黨論》，為「好人抱團」正名，還將文章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說，「朋黨」是個很正常的東西。自古以來，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皇帝應該做的，不是禁止「朋黨」，而是「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宋仁宗更加不高興了。
他決定終止改革。
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對者捏造了一個流言，說范仲淹有意廢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腳，毫無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願再表達對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與人抱團的范仲淹。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為名，離開中央，去地方做陝西、河東宣撫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離開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撫使。
這年九月，靠着恩蔭進入體制的官二代陳執中被宋仁宗任命為參知政事（大體相當於副宰相）。
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蔭」上位，是「慶歷新政」的核心內容。皇帝如此任命宰相，等於變相宣告新政已死。
十一月，又發生了「進奏院事件」。一班官員用賣廢紙的公費，舉行進奏院賽神會，飲酒作詩，召妓相陪，席間的某些言辭（如「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被有心人記下，成了彈劾的罪狀。
宋仁宗並不在意這些酒後狂言，但參會者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題發揮，下了一份嚴厲的詔書，大談盛世之下，只應有君明臣哲，絕不該存在「朋黨」，痛斥了知識分子交遊往來、贊賢薦賢的風氣，命令相關部門「采察以聞」，對這些行為進行監視匯報。
詔書指向明顯，仁宗的立場已然明確。心領神會的范仲淹，隨即引咎辭去了參知政事一職。慶歷新政，至此遂徹底歸於失敗。
（完）
來源：華人頭條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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