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決定歷史走向的是日常倫理

今年我們再版了作家畢飛宇先生和批評家張莉女士的談話錄《小說生活》。這本書里所記錄的那些面對面的談話，潛藏有畢飛宇如何成為當代小說家的諸多秘密，也隱含着批評家張莉認識世界的邊際。兩位的相遇既是才華與智識的碰撞也是天賦和勤勉的較量。

下文中的談話節選自本書「及物的日常生活」這一章節，張莉和畢飛宇從小說寫作中的日常生活談起，交流了他們對文學、歷史以及人的看法。

真正決定歷史走向的是日常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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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莉：日常生活是你小說世界的關鍵詞。今年獲諾貝爾獎的門羅，也是非常講究日常生活邏輯的小說家。你對日常的發現，其實伴隨着你對先鋒文學的認識。

畢飛宇：如果把時光倒退到20個世紀的80年代，有人告訴我，我將來的小說會描繪日常生活，弄不好我會抽他，為什麼？我覺得他在侮辱我。我他媽的怎麼可能對日常生活感興趣？那是多麼低級多麼庸俗的事情。我的小說必須面對哲學、面對歷史你知道嗎？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東西你打死我我也不會往小說里寫。我得寫「高級」的東西，我得寫「高級」的小說。

張莉：那時候你讀的全都是「形而上」，眼里沒別的。

畢飛宇：說到底，這還是由閱讀決定的，我在大學時代讀梅特林克，他的《青鳥》一棍子就把我打暈了，那是完全脫離了日常的戲劇文本，人所面對的只有兩樣東西，時間，還有空間。一個人死了，一百年之後，他的愛人出生了，——這他媽的多牛啊。我熱愛這些理念，它們讓我着迷。這里頭還有我的虛榮，年輕人的虛榮，藝術是不該和散發着體氣的日常生活沾邊的，咱們得到遠方去尋找描寫的對象。

張莉：當時的年輕人眼睛都朝着天，不落地。

畢飛宇：後來就開始接觸中國的先鋒小說了，我有一個不成熟的看法，通常說來，中國的先鋒小說脫胎於西方的現代主義，就時空的處理方式而言，也許是的，其實，說中國的先鋒小說脫胎於西方的浪漫主義也許更合適一些。「浪漫」這個詞在法語里頭其實就是逃避的意思，逃避什麼呢？逃避現實，不再現實，結果就是浪漫。

張莉：這個說法有點新意。

畢飛宇：反正我嘗試着開始文學創作的時候，腦子里沒有一點現實的東西，日常生活那就更不用說 了。但是，一個寫作的人不可能恆定不變，他會調整自己，他會認識自己，同時也會認識文學，這里頭既有修煉的問題，也有一個年紀的問題，人都要長大，伴隨着長大，你對生命的認知、對生活的認知、對表達的認知，都會變。

張莉：生命的過程，其實就是不斷修為、不斷完善。我也有這種體會，以前反對的，反而成了現在熱愛的，一百八十度轉變。

畢飛宇：老實說，當我以一個小說家的身份注重日常問題的時候，我在骨子里是痛苦的。大約在十年前，中國文壇開始時興一個詞，叫「後撤」，一個人在後撤的時候多多少少都會帶着一些不甘，這個不甘會帶來痛苦。我從此知道了一件事，我再也做不了仙風道骨的藝術家了。我當時的痛苦很具體，一方面，在理性上，我知道自己必須往那里走，另一方面，情感上不願意。我的許許多多的痛苦就是這麼來的，不止這一件。

張莉：同時，你也開始發現，跟日常伴隨的就是倫理，人情的倫理，用你的話來說，文學要有「俗骨」。一個好的小說家，離不開這個東西。

畢飛宇：小說總是離不開兩樣東西的 ：第一，它的美學屬性，也就是審美價值；第二，它的功利性，也就是社會意義。一個作家如果沒有「俗骨」，他的作品就無法支撐社會意義。王彬彬有一本書，書的名字我非常喜歡，叫「在功利與唯美之間」。要知道，在功利和唯美之間，作家是很糾結的。我沒有和別人交流過，但是，我糾結，骨子里，做一個小說家是很難幸福的，總是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讓他糾結。

張莉：其實我總覺得，寫日常對一位作家是個考驗，以大開大闔的劇烈命運吸引讀者不難，如何寫出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從日常生活中發現「戲劇性」是一個挑戰。現實，日常，怎麼也不該成為一位作家的盲點。

畢飛宇：是這樣的。

張莉：這種世情倫理在你的小說里面有一個特別的特徵，尤其在讀《平原》的時候，我當時寫評論，覺得兩個農村的婦女之間的那種說話非常有意思。它其實傳承了中國明清世俗小說里面的某種精華。

畢飛宇：有一次我碰到一個老作家，《平原》剛剛發表，他見到我的時候，說《平原》里面有一部分寫得特別好，我說哪個部分，他就說端方的媽媽去找會計的時候，她的手上拿了一隻醬油瓶，到了會計家的門口，她把醬油瓶放在了地上，然後，空着手進門了。

張莉：她這麼做是有她的緣由的。

畢飛宇：好吧，我就來說說這個醬油瓶。我們鄉下的女人心是很深的，她要托人辦事，一般不會直接說，而是找一個藉口，仿佛是路過，臨時想起來的。為什麼要找一個藉口呢？因為她沒把握，怕人家拒絕，如果是路過的，被拒絕也就不傷臉面了。到了家門口，她要避免誤會，別讓人家以為是送禮來的，所以，就把一個空瓶子擱在了天井的地上。——這一來一切都順理成章了。

張莉：心思縝密。透過這樣的細節，這個人物躍然紙上。

畢飛宇：作家要塑造人，第一件事是理解人，從哪里理解？從日常生活這個層面上理解。如果沒有這個醬油瓶，端方的母親這個行為就很難飽滿。剛才我們說了半天的人物，現在又來談日常，在我看來，這兩個問題是一個問題，你不在日常上下功夫，所謂的塑造人物往往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同樣，如果這個日常不通過人物的動態體現出來，我們所說的日常就很難散發出它的魅力。

張莉：重要的是，書寫者不能浮在生活的表層，浮在生活的表層是看不到那些細節的，只有當作家浸入生活，沉潛下來，這些 細節才會信手拈來。因為這種日常，這小說脫離了1976年這個背景，還會被讀者理解，因為，我們今天還有這樣的生活習慣，或者是這種人與人交往的方式。

畢飛宇：我為什麼一定要在《平原》當中描寫那麼多的日常生活的細節，為什麼要寫那麼多的日常生活的細節？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通過這些細節呈現中國農業社會時期的基本倫理。這是第一層。為什麼寫這個基本倫理，我要告訴大家，無論「文革」的政治多麼慘烈、多麼殘酷，它永遠沒有能力去替換生活的基本倫理，這個說起來我還要感謝張愛玲，她的《傾城之戀》我讀過很多次，張愛玲不是一個做史學研究的，但是，她的這個大歷史觀對我有啟發，無論飛機大炮多麼熱鬧，影響不了基本生活的格局和底色，生活里那些必需的部分，它們永遠在那兒。

張莉：歷史的某一個層面，就是日常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歷史有它普泛性的一面，或者說是肌理。以前批評界喜歡史詩作品，以為只有寫大事件才是寫歷史，其實不是，日常本身也是歷史，另一種恆常的歷史。

畢飛宇：1976 年發生了那樣的巨變，我想說，真正決定歷史走向的，不是政治，還是日常的倫理。我不懂政治，但是，有一句話我覺得比所有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論都有力:「生活就應該這樣，生活就是不應該那樣。」這里頭有常識性的、鐵一樣的價值觀。

-End-

在暢銷十五萬冊的《小說課》里，畢飛宇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中外短篇小說中的體格與筋骨，如果你也曾為那本書里發人深省的觀點拍手叫好，那麼你更不應該錯過這本《小說生活》。這是小說家畢飛宇與批評家張莉一次極具激揚的文學對談，他們從畢飛宇的童年開始談起，從閱讀到寫作、從小說到電影，既是讀者又是文字的試驗者，在真實與虛構的疆域里，真誠、熱情地探索小說之道。如果你正想成為一位小說家，那麼你會學習到一位小說家是如何勤奮地實踐，有目的地規劃，尋找屬於自己的寫作方向。

畢飛宇

出生於江蘇興化，畢業於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現為南京大學教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著有《畢飛宇文集》四卷（2003），《畢飛宇作品集》七卷（2009），《畢飛宇作品集》九卷（2015），代表作有短篇小說《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莊》，中篇小說《青衣》《玉米》，長篇小說《平原》《推拿》；散文集《蘇北少年堂吉訶德》《寫滿字的空間》；文學對話錄《小說生活——畢飛宇、張莉對話錄》。

《哺乳期的女人》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玉米》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Three 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獲英仕曼亞洲文學獎，《推拿》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7年獲法國文化部「文學藝術騎士勛章」。作品有幾十個語種的譯本在海外發行。

張莉

河北保定人，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著有《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姐妹鏡像：21世紀以來的女性文學與女性文化》《持微火者》《眾聲獨語》及隨筆集《來自陌生人的美意》等。獲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華文最佳散文獎、第七屆圖書勢力榜十大好書獎等。中國作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