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依照”直覺推斷系統”，聽到叢林草叢中有沙沙作響的聲音第一反應是拔腿就跑，這是人類大腦對於外部環境最佳猜測的結果。從認知架構上，我們似乎也不難想象我們的祖先當年對於閃電雷鳴的莫名恐懼感，以及無法納入當時知識體系而導致的神秘。進而，一個從亡故的祖先到一個非人的、全知全能的形象逐漸誕生：完全知情的主體。
一方面，在前科學時代，該主體起到了規范/懲戒道德行為的作用，另一方面，這也是在社會整飾的同時，宗教產生暴力的開端（對於”普適性”的追求，從而導致”異教徒”的判准：想一想十字軍東征）。
有意思的是，現今世界上，即便是那些不相信宗教（教義）的人們，往往也會尋求一種替代性對象：對於靈魂/意識的堅信（或者成為不可知論者）。
文/Brandon Ambrosino
譯/Carlyle
校對/火龍果
原文/www.bbc.com/future/story/20190529-do-humans-have-a-religion-instinct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Carlyle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當我還在讀小學時，電視上經常會有反毒品廣告。這些廣告有好幾種版本，但主要內容都是先把一個雞蛋放在攝像機前，隨之畫外音響起：”這是你的大腦。”然後一個煎鍋會打碎雞蛋，此時這個聲音會說：”這是你用過毒品後的大腦。”人們都理解了重點：毒品會對你大腦造成影響。
在我所在的五旬宗教會【Pentecostal Church，編者註：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ism）是20世紀初興起的基督教新教運動。他們特別強調說方言（Speaking in tongues）是要領受聖靈的首個外顯的憑據，根據《聖經》記載的公元33年的五旬節，早期基督徒接受來自天上的聖靈，很多人擁有了常人看來非同一般的能力，例如說方言、治病等】，人們卻用不太一樣的方式談論毒品。我們被告知我們不需要毒品，是因為上帝就能讓我們爽翻。上帝可以給大腦同樣的體驗——飄飄欲仙——但不會把我們的大腦搞得一團糟。上帝能在不帶來任何有害副作用的同時，讓我們體驗到海洛因所有的”好處”。（當然，如果想一想歷史上的宗教暴力，很難說信仰上帝沒有任何負作用。）
圖源：Art 4 God
很早以前我就離開了兒時所在的教堂，我也常常為這套神學里”上帝=毒品”的說法感到尷尬。可是，當我越把宗教當作一種新興的現象，我就越想知道，我童年時的宗教領導是否用他們粗糙的五旬節教詞匯表達了某種事實：上帝確實對我們的大腦有所影響。
“這是你的大腦。這是你那關於上帝的大腦。”
從幼年開始，我們的心靈就在為宗教信仰做准備。
安德魯·紐伯格（Andrew Newberg）是一名研究大腦的宗教體驗的神經系統科學家，他的研究內容就是在追蹤這種直覺。”如果你沉思上帝的時間足夠長，”他在《上帝如何改變你的大腦》（How God Changes Your Brain）一書中寫道，”大腦里就會發生一些驚奇的事。神經功能會開始改變；一些神經迴路會激活或失靈；新的神經突起和突觸聯系會成型；大腦會對細微的體驗變得更敏感。認知發生轉變，信念開始改變。如果上帝對你有意義，那麼上帝在神經學上就是真實存在的。“
（www.andrewnewberg.com/journal-articles/how-god-changes-your-brain-pdf）
紐伯格在他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辦公室里告訴我，宗教體驗滿足了大腦的兩個基本功能：自我維系（”我們如何在種族和個人層面生存下去？”）和自我超越（”我們如何作為人類繼續進化和發展？”）。
紐伯格和他的團隊對正在參與宗教活動的人進行了腦部掃描，比如正在祈禱或冥想的人。盡管他表示，大腦中不止一個部分在幫助完成經歷這些體驗——”如果真的存在深入靈魂的部分，那是我們整個大腦的共同作用”——但他着重研究了其中兩個部分。
“在某些宗教儀式活動中，頂葉處於非活躍狀態。”
紐伯格說，首先，位於大腦皮層後側上方的頂葉作為處理感官信息的區域，幫助我們創造了自我意識，並幫助建立起我們本身與外界其它事物的空間關系。有趣的是，他觀察到，在某些宗教儀式的活動中，頂葉處於非活躍狀態。
（www.dana.org/Cerebrum/2009/Religion_and_the_Brain__A_Debate/）
宗教信仰，是為數不多的蘊涵於所有文化中的”人類普遍性”。圖源：Getty Images
“當你開始進行一些類似宗教儀式的行為時，大腦的這一區域（即頂葉區域）隨着時間的推移似乎會停止運轉，”他說，”由於頂葉在通常情況下會幫助建立自我意識，當這片區域慢慢安靜下來的時候，自我意識會變得模糊，自我與外物之間的界限——包括與其它個體、組群、上帝、宇宙，以及你能感受到與之存在聯系的任何事物——開始消散，你感受到與他們融為一體。“
另一個深度參與宗教活動的大腦部分是額葉。紐伯格說，這一部分通常幫助我們集中注意力，專注於某一事物。”當這一區域停止運轉，人們理論上會感覺到某種有意為之的活動不存在了——我們可能從來沒有令某件事發生，但是它確實發生在我們身上。”
紐伯格認為，他收集到的所有大腦掃描圖像也許會引出一個問題，即大腦為何能以如此這般方式架構，來幫我們體驗到種種靈魂層面的經歷。
紐伯格和他的團隊對正在參與宗教活動的人進行了腦部掃描，比如正在祈禱或冥想的人。圖源：Andrew Newberg
“如果你相信靈魂或對宗教虔誠，那麼答案顯而易見。”他說。但是，如果我們將一切與上帝有關的論調都拋在一邊，我們依然想要知道大腦為什麼以現有的方式架構，此種結構不僅能夠幫助我們獲得紐伯格正在研究的這類體驗，甚至還能夠加強對這些體驗的感受。而這些體驗似乎是人類生存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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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宗教信仰和行為的解釋，可以從所有人類大腦意識的運作方式中找到答案。”帕斯卡·鮑伊爾（Pascal Boyer）在其著作《宗教解釋》（Religion Explained）中寫道。他着重闡明了”所有”這一限定，因為對於這一討論而言，重要的是“在我們這個物種所有大腦正常的成員中都能找到的意識屬性”。
讓我們來了解一些這樣的屬性，就從”超靈敏主體性探測裝置“（Hyperactive Agency Detection Device, HADD）開始。
電影《啟示》（Apocalypto，2006）劇照。圖源：Movie Reviews Simbasible
假設你身處樹木稀少的草原之上，聽到了灌木叢沙沙作響的聲音，此時你會想些什麼？”哦，只是風吹過，我呆在原處就再好不過了”，還是”捕食者來了，快跑！”
從進化的角度來講，第二個選項最合乎情理。如果你將逃跑的念頭付諸行動，而沙沙作響的聲音最後只不過被證實是風聲，你其實沒有損失任何東西。但是如果你選擇忽視這個聲音，而捕食者是真的預備發動突襲，那麼你就會被吃掉。
祈禱與宗教儀式活動引起強烈的情感反應。圖源：Getty Images
認知科學家賈斯汀·巴雷特（Justin Barrett）在整個學術生涯中一直在研究認知架構的問題，這一領域似乎天然地與宗教信仰的話題契合。在我們的多種認知能力中，HADD是巴雷特感興趣的方向之一，他在自己的《信仰靈長類》（Believing Primate）一書中寫道，正是這種屬性使我們將事件主體歸因於我們看到、遇到的物體與聲音。這也正是當我們以為隔壁房間沒有人，但聽到地板吱吱作響時會屏住呼吸的原因。
巴雷特說，這種探測裝置會使我們將事件主體歸因於沒有明確具象原因的事由（在我祈禱之後，我的頭痛就消失了）和難以解釋清楚而令人困惑的範式（麥田怪圈一定是人為因素造成的）。當緊急情況出現時，情況更是如此。巴雷特寫道：”相比起一個豐衣足食、終日消遣的獵人而言，一個飢腸轆轆、勉強維持生活的獵人的HADD會記錄更多陽性結果。”
HADD就是巴雷特所謂非反思性信念的一種，它一直在我們的大腦中運行，但我們卻沒有意識到它。另一方面，反思性信念是我們在主動思考的東西。非反思性信念來自於多種心理工具，巴雷特稱之為”直覺推斷系統”。除了主體探測裝置，上述的心理工具還包括樸素生物學、樸素物理學知識和直覺性道德。
比如說，孩子們知道一個固體物件不能穿過另一個固體物件，知道東西如果不託住就會墜落，這些都是因為樸素物理學知識的存在。就直覺性道德而言，最新的研究已經表明，三個月大的”嬰孩對於他人的親社會與反社會行為的評價，與成年人的道德判斷是一致的”。
（cic-psych.sites.olt.ubc.ca/files/2014/10/Vondervoort_et_al-2016-Child_Development_Perspectives.pdf）
巴雷特聲稱，非反思性信念在形成反射性信念的過程中至關重要。“非反思性信念越是大量地聚集，人們就越可能擁有反思性的信念。”如果我們想要評價人類對上帝的反思性信念，我們就需要從弄清楚信仰是否基於非反思性信念而來，以及信仰是如何基於非反思性信念而來。
但是，我們是如何從HADD、樸素生物學等非反思性信念走向諸如”上帝能夠懲惡揚善”這樣的反思性信念的呢？在這里，巴雷特引用了最小反直覺（minimally counterintuitive, MCI）概念的原理，這是文化傳播領域中一個有力的概念。
MCI概念基本上就是直覺性概念，但會有一兩個小的調整之處。在另一篇論文中，巴雷特以”飛毯”舉例，說飛毯從各種角度上講都和普通的毯子一樣，但在會飛這個層面除外。“這樣的概念結合了直觀想法處理的簡便性和效率性，並且足夠新穎，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力，繼而得以獲得更為深入的處理。”
（thepsychologist.bps.org.uk/volume-24/edition-4/cognitive-science-religion）
我們的大腦可能難以處理親友死去的信息，但是各種宗教信仰能夠幫助我們解決這一困惑。圖源：Getty Images
於是，跨文化研究發現MCI概念能夠很容易地被復述和分享這一結論也就不足為奇了。巴雷特說，這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MCI概念保留了其概念結構，第二，MCI概念往往能在一大堆普通的概念中脫穎而出。”下面哪一個更能吸引你的注意力呢？”他寫道，”一個棕色的土豆，一個兩磅的土豆，還是一個看不見的土豆？”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207/s15516709cog2504_2）
宗教信仰是被共享的——擁有共同神經解剖結構的人類動物能夠參與共享。我們的心理工具中包含着固有的偏見，比如HADD，它要為許多錯誤的陽性結果負責（大多數時候，沙沙作響的聲音只是因為風來了而已！），考慮到大腦在任何地方都能聯繫到主體與意圖，宗教就變得非常自然而然了。
正如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指出的，我們選擇意向性的立場，是我們自身本來的一部分，而我們很難讓這種機能停止運作——尤其是在某人去世了之後。他寫到，一位親友的離世”使我們面臨一個重要的認知更新層面的任務：改變我們所有的思維習慣，以適應這個系統意向性不再那麼強烈的世界”。因此，我們在談論逝去的親人時，就仿佛他們還在我們身邊，我們會講述關於他們的故事，提醒自己，如果他們還活着也會支持我們的決定。
總之，我們讓他們留在身邊，但是也不是具象意義上的帶在身邊。畢竟，正如鮑伊爾所說，屍身是個大問題，它們必須”經過一些處理”。事實上，“宗教對死亡的關注可能還不及對屍身的關注”。因此，有人認為超自然因素的最早呈現在逝者身上，他們的鬼魂就是一個MCI概念：它們和我們幾乎在所有的方面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前者能夠穿越牆狀物體消失。
丹尼爾還提到了與主體原理密切相關的”牌面朝上”現象。主體探測帶有某種風險：你知道我所做的壞事嗎？我怎麼能確定你知道我做了壞事，並且，我怎麼能確定你因此會對我做何看法呢？這些是很復雜的問題，人類並不能很好地管控所有的選項。要學習如何在泥濘的水域中航行，每個人都需要知道”將你手里所有的牌正面朝上，擺在桌上”的遊戲規則。此時，老師就是一個完全知情的主體：他們知曉一切，並相應地指導我們。
丹尼特說，最初的完全知情的主體，是我們亡故的祖先。但是最終，這一思想的種子在各類神學中變得更加正式化。
“如果人們只有在表現不當時才會受到懲罰，他們並不會因此就行為得當，”進化心理學家羅賓·杜邦（Robin Dunbar）說，”否則，我們都願意老老實實地在高速路上把速度控制在70邁以下（譯者註：70邁約為113公里/小時）。”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懲罰有多嚴重，而是被抓到的風險有多大。羅賓說，如果被抓到的風險很低，我們甚至會做好准備迎接懲罰。
靈魂信仰的起源遠比今天有組織的宗教更加綿長悠久。圖源：Getty Images
在史前時期，這可能是一個重大問題。隨着狩獵採集者的群體擴大，他們需要一種能夠執行懲罰的機制——但是，群體越大，做壞事被抓到的幾率越小。
於是，完全知情的主體開始出現。正如杜邦所說的那樣，”我們沒看到你周六晚上都做了些什麼，但是有人能看到，所以小心點。”
這一想法與HADD和直覺道德等直觀心理工具相吻合，因此它被我們祖先不斷進化的大腦所接受。另外，這一想法還有額外的好處，它能夠自下而上地規范人們的行為。
“你總是因為有了個人承諾才做得更好，”杜邦說，”而不是因為強迫。“
正如我在本系列第一部分所主張的觀點，道德早於宗教，這當然是說得通的，想想同理心與戲劇的古老起源。但是，問題依然存在：為什麼道德總是清晰地與宗教相聯系？鮑伊爾將這種聯系歸結於我們的直覺道德和我們對於”上帝和已經逝去的祖先對我們的道德選擇感興趣”這件事的堅信。
“道德直覺表明，如果你能夠看到事態未經扭曲的全貌，你就會立刻判斷出對錯。而宗教的概念，只是那些能夠一下看清事態全貌的人會給出的概念。”
比如說我做了一件讓自己有負罪感的事情。對這種事情的另一種說法是，某個知悉我行為相關策略性信息的人會認為，我做的事是錯的。宗教告訴我，這樣的”某人”是存在的，而想要解釋清楚為什麼我在一開始就產生了負罪感，仍有很長的過程。鮑伊爾對其進行了總結：”我們的大部分道德直覺是清晰的，但是它們的來源卻不在我們知悉的范圍內……將這種直覺看作是某個人的觀點，能使我們更容易地理解這些直覺存在的原因。”因此，鮑伊爾總結道，從某種程度上講，宗教概念”寄生於道德直覺之上”。
圖源：Truth Inside Of You
我們傾向於把宗教信仰看成是個人意識的產物，但是事實上它們具有非常鮮明的社會性。這並不令人驚訝，正如我在本文的兩部分共同主張的那樣，宗教產生於一個不斷進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促使人猿更加社會化。
但是，正如杜邦解釋的那樣，不斷提升的社會化程度造成了新的問題，就是宗教信仰的維持。在我們的祖先入駐村莊安頓下來之前，他們可以”在緊張局勢來臨時，只是簡單的從姓瓊斯的組群轉移到姓史密斯的組群”。但是，在定居之後，他們面臨着十分嚴重的問題：”如何防止人們殺掉其他的人？”這就要說到整飾的問題了。（譯者註：Social Grooming，社會整飾，原指社會性動物，尤其是靈長類個體之間的相互梳理行為，比如動物世界中常常看到的猴子之間相互捉虱子的場景。）
社會連結的過程發生在大腦中內啡肽系統的附近，其通常由接觸中的社交整飾機制或整飾行為所觸發。杜邦說，當面對大的群組時，接觸就有兩個缺點：你一次只能同一個人完成整飾行為；並且整飾行為要求親密接觸的程度直接限制了這一行為只能發生在擁有親近的關系的人之間。
最近研究的數據顯示，野生靈長類動物每天的最長整飾時間上限可達其活動時間的20%。杜邦計算出，這一時間上限使組群成員數量在70以下，這一容量顯然比現代人類的150人左右的群體容納能力小了很多。接下來的問題是，找到一種不必接觸就能觸發社會連結的方法。大笑與音樂是很好的問題解決方式，杜邦說，這些方式通過對人的肌肉施加壓力，創造出與整飾中內啡肽分泌同樣的效果。語言也同樣奏效，杜邦在其著作《整飾、八卦與語言的進化》（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詳細探討了這一理論。由於類似的效應可以在無接觸的情況下產生，社會連結就能在更大范圍內發生。
杜邦的觀點是，宗教變成了一種能使許多人立刻進入內啡肽系統被觸發而活躍的的狀態方式。諸如唱歌、跳舞、祈禱者的各種姿勢等許多與宗教有關的儀式，“都是內啡肽系統極佳的激活者，因為他們能給身體施加壓力或疼痛”。
宗教的實踐使得大腦釋放內啡肽，這能夠促進組群連結。圖源：Getty Images
杜邦提到一種薩滿教中的宗教儀式——這是最早的一類無教義宗教——傳思舞蹈（trance dance），他說這種舞蹈與恢復社會平衡有關。
“它特別起到了社會連結的作用，”杜邦說，”當事情變得越來越棘手，直到他們對彼此都非常惱火，他們就會說『我們一起來跳傳思舞吧』。”
他說，實際上，這一行為達到了同整飾一樣的藥理效果：在同一時間，大量個體感受到他們被緊密地連結起來。但是他們或許並不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圖源：Monika Nataraj
“你從這樣的氛圍中出來後會覺得輕松且平靜，並感受到自己與一起做這件事的人連結在了一起，”杜邦說，”接着你便開始問這是怎麼回事，我在做完這件事後為什麼會感覺良好？在這之後，也許會有幾個愛因斯坦般的神學家能說得通這件事：『我來告訴你它們意味着什麼！』然後你就能接受更多有教義的宗教。”
但是，只有在我們的祖先開始定居生活後，這種間或發生的舞蹈活動才開始奏效。大約12000年前，在狩獵採集者開始形成更為永久性的居住環境時，他們需要一種更強大的東西來鼓勵人們彼此友好相處，尤其是因為居住在一個如此龐大而無法逃避的族群中新出現的巨大壓力。傳思舞可以在這些更大的社群中有規律地進行——比如，每月一次——但是這也需要更加有規律的儀式來增強社會凝聚力。
永久定居環境的形成與農耕的出現相對應。農耕，或者說是新石器時代的革命發源自中東地區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這里有時被稱為”文明的搖籃”（Cradle of Civilisation）。杜邦說，正是在這些定居點中，歷史上第一批舉行儀式的場所開始出現，其中最古老的是位於土耳其東南部的哥貝克里石陣（Gobekli Tepe）。
它首次發現於20世紀60年代，並在1996年到2014年之間由德國考古學家克勞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帶領的團隊發掘出土。在2008年《史密森尼》（Smithsonian）雜誌的一輯特稿中，施密特稱這一遺址為人類第一座”山頂上的教堂”。哥貝克里石陣在土耳其語中的意思是”腹丘”，它並不是一個居住空間，而像是一個安置了眾多由柱子建成的廟宇的地方。其所處的時代預計約為公元前10000年。
位於土耳其的哥貝克里石陣有大約10000年的歷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廟宇遺址。此時出現的農耕作業預示着新的宗教形式。圖源：Getty Images
正如歷史學家大衛·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起源故事：萬物的大歷史》（Origin Story: A Big History of Everything）中寫到的那樣，農耕就像光合作用一樣，是一種偉大的創造活動。也就是說，農耕是一個重要的門檻，一旦跨過，我們的祖先就會被送上一趟旋風般疾馳的旅程，直奔復雜的、主宰我們這個物種近代歷史的社會。
克里斯蒂安說，隨着人口的急劇增長，大型的定居地點的社會復雜性越來越高，也出現了大范圍內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網絡。為了適應如此龐大的群體，早期關於親屬關系的理念必須”隨着關於財富、權利、階級和權力的新規則”而發生改變。此種排列的結果是專業化概念的出現，專業化導致了社會階級出現了不同的分層。有些人是統治者，有些人是商人，有些人是牧師。
與狩獵採集者的宗教經歷不同，近現代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寫道，新石器時代人類的宗教儀式”首先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即神聖或者接近神聖的國王，並且只有少數人、牧師或王室成員參與”。重要的是，在這一段時期內，”國王與上帝合二為一……並在整段歷史中保持着緊密的關聯性”。
最終，在被稱之為”軸心時代”的時期，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受到了挑戰。”軸心時代”這一術語最初由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提出，它是指公元前1世紀前後中國、印度、伊朗、以色列和希臘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雅斯貝爾斯聲稱，那時之後，“人類意識到其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和”在超越的清晰之中體驗到的絕對性”。正是在那時，我們的物種”邁進了普適性中”。
雅斯貝爾斯所構建的軸心的概念是頗具爭議的。爭議不僅體現在這一時期具體包括的內容和時間段，而且像貝拉所指出的那樣，雅斯貝爾斯的歷史看起來太像是他自己的存在主義哲學。“在討論軸心時代時，”貝拉說，”用我們自己的預設來看待這些，實在太過於簡單了。”
盡管有一定的條件，貝拉依然認為這一概念值得延續。即使將雅斯貝爾斯放在一邊，我們依然無法否認在公元前1世紀發生的巨大思想改變。當我問杜邦是否認同軸心時代假說時，他說：”如果你想說這是一個類似相位轉變的時代，在這段時間內，有儀式活動和教義的宗教都突然迅速出現了，那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什麼才是軸心時代中的”軸心”呢？首先，一切所謂的”軸心突破”都發生在帝國的中央權力之外。貝拉說，邦國之間的激烈競爭”使游歷的知識分子不一定非要在中央的神職部門或官僚機構任職”。軸心人物得以從邊遠的地方來批評中央。事實上，一位歷史學家將軸心時代稱為”批評主義的時代”。
貝拉說，這一突破性時期的核心問題是：“誰是真正的國王？誰才是真正代表正義的人？”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的安條克之圍（The Siege of Antioch），出自中世紀的泥金裝飾手抄本，Jean Colombe作品，約1490年。圖源：wikipedia
比如說，在希臘，柏拉圖教導人們不要看貴族阿喀琉斯，而要多看蘇格拉底。在印度，佛陀是放棄了王位繼承權的人。在以色列，上帝與國王的統一被耶和華拒絕王位並按自己的意願安排國王的預言性故事徹底打破。總之，貝拉認為，軸心性主要在於為現實構思出一種新的、優於正在實行的備選模式的能力。
根據貝拉的觀點，向批評主義時代轉變的核心是圖像創造和外部記憶的能力，沒有它們，人類由新石器時代通往現代的橋梁可能永遠不曾出現。沒有將信息儲存於大腦之外的能力，人類永遠不會培養出二階思維。沒有這一切，我們也永遠不能將我們的宗教經歷采編為詳盡的神學。
貝拉承認，在寫作之前當然存在着理論和分析。我們同樣不應該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口述與記載相互重疊，使我們很難說某件事只受到文學文化的影響。不過，正如貝拉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應該輕視書面語言的重要性，它允許故事被記錄、被研究、被比較，”繼而增加了批判式反思的可能性”。
書面語言讓更加詳盡的神學得以出現。圖源：Kalindi Jordan
他所看到的出現在軸心時代的思考是關於理論的理論、關於思想的思想。這是導致宗教與哲學突破的二階思維：“這不僅是對流傳下來的東西進行了批判式的重新評價，更是一種對現實本質的新理解，一種可以判斷世界謬誤的真理概念，一種對『真理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觀點的主張”。
歷史學家安東尼·布萊克（Antony Black）曾就雅斯貝爾斯對軸心時代的定義提出過不少重要問題，但是他也認可，在這一概念描述大致相同的時期，形成了一種”對自我及有序宇宙更加理性、深重，更加具有反思性、自我意識性，同時也更加清晰的態度……這其中包含的完全是對我們的經歷的新詮釋和一系列新的目標”。
總而言之，使”軸心時代”之所以是軸心時代的因素，在於它今天依然與我們同在。雅斯貝爾斯寫道：”這一時期創造了我們今天仍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疇，世界宗教自此開始，而人類仍然與之共同存活。”當然，這些宗教與哲學經歷了一些變化，但是它們代表着我們當代一切制度化宗教出現的源頭。
在彌撒中說的一句”這是我的身體”，使我下定決心走上這段通往宗教起源的旅程。研究的重點總是在種種典型與意象之上——我們、耶穌、耶穌的追隨者、他們的猶太祖先、狩獵採集者，或者是其他原始人類、黑猩猩、倭黑猩猩、猿猴。我們的身體能夠感知、行動並處於某種宗教的狀態中，因為那些最終成為我們的化身的意象是對於環境壓力（生物與文化層面上的）的回應，繼而得以繁榮。
在大自然迫使猿系氏族更加社會化後，近距離共同生活的成員數量前所未有，而許多這樣的發展應運而生。社會凝聚力必須得以維持並不斷提升，但是久經考驗的整飾方式已經不再適用，因為時代令之望而卻步。某些儀式能夠在其參與者身上體現出相同的生理作用，比如舞蹈，而狩獵採集者最終選擇定期組織這些活動，尤其是在他們群體進一步壯大時。
最終，狩獵採集者在他們永久的定居環境中紮根，而這需要更多親社會的管理方式，來緩解群居生活的壓力。由於人類的大腦進化出了主體檢測與直覺道德的能力，接近正式的宗教便自然而然地出現。這些種子在新石器時代革命中得以制度化，為所謂軸心時代的出現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的主要思想——從儒學到猶太教和古希臘哲學——至今仍在我們身邊。
至少，這是講述這一故事的一種方式。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也許其中有一些能讓這個故事更加准確。人類的知識——特別是關於我們歷史的知識——正在不斷地發展，也因此我們的理論不斷地被證實、微調，或棄之腦後。不管對宗教的過去了解多少，我們都可以確信，在人類的進化血統中，宗教的存在有着深厚的歷史根源。
但是宗教的未來如何？有些人認為，既然我們知道宗教如何產生、為什麼產生，我們現在就能將這些幼稚而原始的事物拋棄。
藝術、建築與寫作的出現，為宗教信仰帶來了新的表現形式。圖源：Getty Images
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樣做對人類而言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因為宗教就像病毒，感染了我們這個物種，並讓我們在世界各地實施可怕的暴行，最好是將它交由科學和理性，來幫助我們前行。但是，這種觀點是短視的。一方面，科學本身並不中立，它促成了一些最為糟糕的現代景象，包括優生學、原子彈爆炸和無人機的戰爭。難道我們應該因為這些曲折的歷史就將科學棄之身後嗎？當然不是。
對人類習俗的批評，不應該讓我們對這些習俗在全球范圍內做出的積極貢獻視而不見。任何人都不應該否認漫長宗教歷史上的醜陋或高貴。相反，我們應該讓自己更加熟悉那段歷史，在適當的地方欣賞它，在必要的地方審視它，並且睜大雙眼，向着已朝我們開放的未來踏步前進。
不管未來會是什麼樣子，至少從現在來看，人類會以某種形式出現在未來。並且，我們將會帶着我們的希冀、恐懼、感受、社會規范、一場場的比賽和問題進入未來——正是這一切讓宗教出現、復現並在整個星球上繁榮。宗教與我們所知的有關我們這個物種的一切都存在着如此緊密的聯系，以至於我們幾乎不可能想象一個沒有任何宗教敏感性的世界。
“我對宗教的消失持懷疑態度，”靈長類動物學家弗朗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說，”對於人類而言，我並不認為這是個現實的選擇。也許有些更好的東西會將它替代，但它不會消失。”
對許多人來說，沒有教義或等級差異的宗教看起來就是一個”更好的東西”。許多研究人員注意到，在西方國家教堂的入席率降低時，靈魂學出現了明顯的增長，這樣就是所謂的”靈魂而非宗教”（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SBNR）現象。
一位研究人員將這種意義上的靈性定義為”一種同自我、他人、自然和超越相聯系，對自我價值的個性化主觀承諾”。例如，在2017年一項覆蓋15個西方國家的調查中，64%的”靈魂而非宗教信仰者”表示，盡管他們不相信《聖經》中描述的上帝，但他們相信一種更高的權力的存在。
（www.pewforum.org/2018/05/29/attitudes-toward-spirituality-and-religion/pf_05-29-18_religion-western-europe-05-02/）
進化心理學也許能夠解釋為什麼”靈魂而非宗教”的行為會在現代社會中存續。圖源：Getty Images
有些人認為，”靈魂而非宗教”的潮流是DIY文化的另一個例子：去做任何能幫助你體驗到同超然結合的感覺的事情。因此，瑜伽、冥想和水晶療法變得日益流行也就不足為奇了。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另一項皮尤的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美國的基督徒有至少一種”新時代的信仰”（比如，對輪回和占星術的信仰）。這意味着，即使是參與傳統宗教的人也可能會有非傳統的行為。毫無疑問，這些融合的趨勢證實了全球化的進程。
20世紀最著名的神學家之一保羅·蒂里希（Paul Tillich）發展了一種”關聯神學”：宗教提供的答案應當與一種文化正在提出的問題相對應。如果這種嘗試失敗了，那麼宗教的回答將會變得無關緊要。從這一層面上講，很多最喧嘩的信仰者宣揚的那些最響亮的宗教，顯然都地失敗了。於是，很多人決定將他們的問題帶到別的地方去。
但是問題依然存在。正如德·瓦爾所說，我們，人類動物的大腦，”從設計出來就會模糊自我和他人之間的界限”。我們總是會尋求一些活動——傳思舞蹈、祈禱、聖餐——來提醒並增強這種模糊感。
杜邦說，宗教的中心是一種對歸屬的神秘關注——這種關注早於智人的存在，並會比智人存在的時間更為長久。最終，智人只將在宇宙的偉大故事中，占據狹長、單薄的時間與空間。
往期文章：
“利維坦”（微信號liweitan2014）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華人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