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這真是一篇讓人極度不安的文章。如果你將自己認真地代入到內文的幾個亡者故事中，或許就會明白，在一個富裕自由的民主社會，安樂死的爭議遠比你想象得要復雜很多。核心問題在於：一旦安樂死合法化，該准則該適用於什麼樣的人群？對於那些患有嚴重心理疾病、癌症患者，安樂死的實施邊界在哪里？
正如同文中提及的”附加傷害”——對於安樂死持不同觀點的人自然會得出有利於自身立場的解讀：1、附加傷害也是傷害；2、附加傷害畢竟是附加的，次要的。仔細想來，如果你具備基本的同理心，一個病患究竟為何如此急切迫切地想要主動離開這個世界，以至於可以為了醫生對她（他）實施安樂死來”表演”自身的病情，那真是種令人無比絕望的痛苦了。
不過，和自殺不同，對於協助病患離世的醫生而言，這種情況又該如何面對呢？
伯特·凱瑟：荷蘭醫生，哲學家，作家
如今這個世界，人們可以更輕易地選擇死亡時間和方式。但世界安樂死之都的醫生們開始憂慮隨之而來的後果。
去年，荷蘭一位叫伯特·凱瑟（Bert Keizer）的醫生被請上門，為一位垂死的肺癌患者結束生命。凱瑟和協助的護理趕到時，看到大概35個人正圍在這位瀕死之人的床前。近日在阿姆斯特丹和凱瑟見面時，他告訴我：”他們喝着酒，大聲哭笑。喧鬧不已。我當時在想：要怎麼從這群人中擠進去呢？但那個男人很清楚要做什麼。他突然說道，『好了各位！』然後大家都懂了，陷入了沉默。小孩被帶出房間，我給他注射了藥物。我本可以吻他，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結束這個聚會。”
凱瑟是臨終診所（Levenseindekliniek）記錄在冊的約60位醫生中的一位。該機構將願意施行安樂死的醫生與請求死亡的病人相匹配，2017年給約750人實施了安樂死。凱瑟在學醫前是一名哲學家，對他來說，安樂死的普及標志着一個新時代。他說道：”史無前例地，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供人們走向死亡的空間，這個過程中他們能被我們觸碰，置身於我們中間。這和你趁着妻子外出購物、孩子上學時，選擇在書房上吊的自殺方式截然不同——這是最恐怖的方式，因為傷口永遠不能癒合。你作為一個人，就意味着和他人有所聯結。我們已經找到了一種可被容忍的方式來切斷該聯結，不是通過自然死亡，而是自願了斷。這件事很特殊。”
這件”特殊”的事情實際上已屢見不鮮。在荷蘭，似乎大家都有認識的人選擇安樂死，而凱瑟口中那種刻意安排的”永別”也已司空見慣。當然，對於我們人類可以自行選擇各種死法的觀念，荷蘭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認同。但帶來的長遠後果也逐漸清晰可辨。荷蘭在很久之前就已將安樂死合法化，因此足以看出該舉措能帶來什麼後果。數十年來，臨終專家一直是該國自由改革的旗手，因此凱瑟也可能是我們死亡的見證者。
圖源：Christian Headlines
2002年，海牙議會合法化了對遭受”無法忍受的痛苦且好轉無望”的患者進行安樂死的行為。自此，安樂死和密切相關的協助死亡（即一個人協助另一人自殺）開始得到了比利時和加拿大的擁護。而在許多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和新西蘭，盡管並未提上國家法規，但公眾輿論向贊成一邊倒。
安樂死之勢似乎無法阻擋。2015年，美國哥倫比亞州進行了合法化，2017年，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也加入其中。西班牙可能是下一個將醫生協助死亡行為合法化的國家。在美國，六分之一的人（大多數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州）所居住的州都將其合法化了。而瑞士作為全世界首個擁有協助死亡法律的國家，外國人也可在此請求安樂死。
如果西方社會繼續跟隨荷蘭、比利時和加拿大的腳步，那麼在數十年之內，安樂死將很可能成為眾多死法中最普遍的選擇，任何覺得生活難以忍受的人都可主動索求一種”終結生命”的毒藥片。對於許多老兵來說——這群二戰後出生的人現已頭發花白，曾力爭墮胎、避孕合法化——自己選擇時間體面而逝是國家應該給予和落實的一項權利。當這一代人進入終年，人們開始前所未有地質疑起”不論一個人的身體狀況如何，生命是寶貴的”這一觀念。
在全世界首開先河的荷蘭，也發現了安樂死合法化盡管可能解決一項道德難題，但也招致了更多問題——最重要的是，該舉措的邊界應該如何界定。過去幾年中，一個由學者和法律學家組成的、規模較小但影響較大的團體發出警告，這可能會導致”滑坡效應”（slippery slope）：給癌症晚期患者提供的解脫之法，已擴大延用至有可能再活數年的人們身上，比如肌肉萎縮症患者或花甲之年的痴呆病人，甚至是患有心理疾病的年輕人。
在這些懷疑論者中，最著名的可能是西奧·波爾（Theo Boer），他在坎彭神學大學教授倫理學。2005到2014年間，他是五個地方審查委員會之一的成員，這些委員會會審核每一例安樂死，若發覺有任何不合規范之處，即將該案例移交至檢察官（每個審查委員會由一名律師、一名醫生和一位倫理學家組成）。
最近的官方數據顯示，荷蘭國內對於安樂死前景的質疑已經影響了醫生施行安樂死的意願。2018年11月，衛生部發佈了該年前9個月的案例數量，同期相比2017年減少了9%，是2006年以來的首次下滑。在相關跡象顯示法律氛圍更加嚴峻後，司法部隨即宣佈了首例因執行安樂死失當而起訴醫生的案件。
至於說安樂死在荷蘭是否已達巔峰，這還為時過早。同樣，如果協助死亡被視作氾濫之舉，對於正讓其變得更方便的其他國家來說，是否會因此躊躇不前還不好說。但重要的是，除了伯特·凱瑟的強烈倡導（他非常歡迎此種”滑坡效應”），外國議員及倫理學家正徵求波爾更加客觀的看法，因為他們正在考慮修改本國法律。正如波爾向我闡明的那樣：”當我給葡萄牙、冰島或其他地方的人看這些數據時，我會說：『好好看下荷蘭吧，因為20年後你們國家可能就是這樣。』”
波爾說：”最初將安樂死合法化，是因為人們想要更好地處理最讓人心碎的狀況——各種着實恐怖的死法。但法律實踐層面發生了重要改變。我們發現有些後果比想象得要嚴重，我們已開始採取行動。”
圖源：ProCon.org
伯特·凱瑟在1984年施行了他的首例安樂死。那時，他還是一家護理中心的醫生，在病入膏肓的患者請求下結束其生命。盡管當時罕有指控，但該行為實屬違法。當安東尼烏斯·阿爾伯特斯（Antonius Albertus），這個因肺癌而瀕死的退休製鞋匠，請求把他從苦痛中解脫出來時，凱瑟發現了自身的兩面性，一面是遵紀守法的醫生，一面是利他主義者，而這兩面相互矛盾。
凱瑟告訴我：”安東尼烏斯並非處於疼痛之中，但他經歷着腫瘤學家們熟知的那種衰竭，折磨人的衰竭，我眼見着他在我面前萎縮。”後來，凱瑟選擇了利他主義的那一面，因為他在11歲時曾目睹母親深受肝病折磨而死。他給安東尼烏斯注射了40毫克的安定藥，這足以使他陷入昏迷，然後給他注射了抗呼吸藥物來終結他的生命。
凱瑟曾報告手上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例，但之後未被調查，且職業生涯也並未如他所懼的那樣遭受不利影響。但當我詢問是什麼促使他違反律法、背棄生命存續的原則（這條原則定義了希波克拉底時代以來的醫學倫理）時，凱瑟拂去我肩頭一隻不請自來的蜘蛛後，這才答道：”這其實是種自私。如果面臨那種狀況、尋求死亡的是我，我會想要人們聽聽我的話，而不是聽他們說『這是法律或聖經明令禁止的。』”
過去數十年里，《聖經》的影響力正日漸消減，這位給安東尼烏斯帶來沉睡的年輕醫生已得到了法律的支持。荷蘭人習慣於新法律之時，選擇安樂死的人數開始急劇上揚，2007年還不足2000人，到2017年已接近6600人。（據測算，大約有同樣數量的安樂死申請因不符合法律規定而被拒絕。）同樣，在2017年，大約有1900位荷蘭人自殺，而因姑息性鎮靜藥物死亡的人數達到了驚人的32000人。理論上來說，這些人已屈服於疾病，被生理不適緊緊裹纏，但實際上通常死於無意識狀態下的脫水。總的來看，2017年，荷蘭遠超過四分之一的死亡都是人為之舉。
2017年，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自願輔助死亡法案》通過後，議員彼此相擁。圖源：David Crosling/EPA
為何安樂死在2007年後更為普遍？原因之一在於符合條件的范圍擴大，而法律關於”不可忍受之痛苦”的關鍵定義也開始放鬆。同時，表示擔憂的呢喃也逐漸滲透而出，甚至在極為正式的荷蘭公眾辯論廳中，該聲音愈加響亮。關注點集中於和安樂死密切相關的兩個議題，即老年痴呆和意志自由。
許多荷蘭人都會提前寫好囑托，表明若之後精神狀況惡化到一定程度（比如沒辦法認出家人），不論本人是否改變心意，都將被安樂死。但去年1月，一位叫伯納·范·巴爾森（Berna Van Baarsen）的醫學倫理學家從審查委員會辭職而引發了轟動，因為她反對安樂死越來越常用於老年痴呆患者身上的現狀，認為不能僅基於一份患者神志不清後無法確認的書面囑托就如此施行。她告訴《荷蘭忠誠報》（Trouw）：”要確認病人正處於不可忍受的痛苦之中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病人沒辦法親口說明。”
范·巴爾森的顧慮在荷蘭首例失當操作的安樂死案例中得以體現，現下檢察官正准備起訴。（另有三起案例正在調查中。）該案涉及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此前曾要求在”恰當的時機”結束其生命。但當她的醫生認為情況已然如此時，她進行了反抗。她在最終被注射致命藥物之前，被迫服藥且被家人按住。執行注射的醫生身份未知，她宣稱自己是無罪的，只是滿足患者需求，因為患者自身無完全行為能力，因此死前反抗與本案例無關。不管她的辯詞基於何種法律依據，都改變不了那一幕必然是無法言說的慘狀。
事前囑托的潛在問題在於，這將一個非理性個體視為原先理性個體的附屬品，從根本上將一個人劈成兩個對立體。許多醫生目睹患者適應了之前自認為無法容忍的境地後，開始質疑一個人能否准確預測在自身情況惡化後想要些什麼。
在安樂死愈加普遍之時，另一來自社會領域的衝突也隨之漸顯。當個人權利和保護生命的社會義務彼此衝突時，這個問題就顯露出來了。艾格尼絲·范·德·海德（Agnes van der Heide）是鹿特丹市伊拉斯謨醫學中心醫學護理及臨終決策方面的教授，她解釋道：”最成問題的是安樂死申請，因為這基於患者的自由意志，他們會因此跟醫生說『你無權判斷我要不要死。』”她認為，戰後出生人群身上顯露的這股強烈沖動，會持續至年輕一代。”因為對於年輕人來說，意志自由是他們思考的首要准則。”
在安樂死問題上日漸加大的意見分歧，在審查委員會的決議中也能窺得一二。以前，只有那種身患絕症、病入膏肓且心智健全的患者提出的申請才會被同意，而現在委員會成員更不容易達成共識。范·巴爾森辭職後，抱怨委員會”越來越看重法律爭論，而在某些案例中終結生命之舉是否為善行的道德問題可能會被忽略”。
在這個愈加曖昧的新環境里，最近安樂死數量的下降並不奇怪。一些醫生已經選擇退出，既怕引起檢察官的注意，也厭倦了公眾日漸牢固的認知——認為他們是無須解釋的體面死亡的提供者。對於荷蘭的社區醫生來說，倘若流露出一絲一毫的不情願，那些堅決要求安樂死的患者便會憎恨不已，這也成為工作中最讓人不快的方面之一。
圖源：ABC
西奧·波爾告訴我：”去年冬天最冷的那幾週里，我一個醫生朋友的年邁患者對他說，『我要求在這周進行安樂死，你保證過的。』我的朋友答道，『現在戶外溫度零下15度。你拿瓶威士忌，在自己的花園里坐着，明天早上我們會去找你，因為我無法接受要我對你的自殺行為負責。』”他說，以前這個醫生施行安樂死的頻率約為一年三次，現在已經不做了。
波爾雖然在2002年支持當時的安樂死法律，但現在已後悔這樣做，因為該法律並未規定患者接受安樂死時必須心智健全，且如有可能，患者應該自行施用致命劑量的藥物。若醫生施行安樂死的對象時日還多，波爾也很擔憂這會給醫生造成心理影響。”如果是給癌症晚期患者進行安樂死，那麼你知道即使自己的決定有問題，患者也時日無多。但如果他本可能再活幾十年，那你心里總會想，也許他們本可以在生活里找到新的平衡。”
2016年11月，蒂爾堡市的一對夫妻，莫妮科·德·古耶和伯特·德·古耶（Monique and Bert de Gooijer），因為自己的兒子埃爾科（Eelco）出了名，當時地方報紙《Brabants Dagblad》用了一整版報導埃爾科選擇安樂死的事情。埃爾科38歲，喜歡黑色幽默，肥胖且患有嚴重的心理疾病。這是安樂死對象為心理疾病年輕患者、備受矚目的首批案例之一。該報紙收到的數百條評論中，大多數表示支持。最令德·古耶夫婦印象深刻的評論來自一位女性，她的女兒在某天出了家門，拿着空瓶去了商店，然後走到了一列火車面前。當我和伯特一起坐在莫妮克家的客廳里時，她告訴我說：”她很羨慕我們。因為她不知道女兒為什麼自殺。她說，『你們要是有疑問，至少還能問問埃爾科。我卻得不到回答了。』”
德·古耶夫婦的兒子埃爾科最終選擇了安樂死。圖源：Omroep Brabant
私下或是秘密進行的自殺行為，都會遺留一堆爛攤子。即使自殺計畫順利進行，也會給別人留下了屍體。公開討論的安樂死則可以緩沖甚至避免掉大部分此種傷害，而我在與德·古耶夫婦會面之前，從沒認真考慮過這一點。我這才感受到自殺和安樂死之間存在的諷刺意味。自殺盡管伴隨高失敗率及相關傷害，但在幾十年前就被歐洲視作合法。而安樂死帶來的後果明顯更溫和，至少更加可控，但在大多數國家仍被視為非法。
且不論終結一條生理健康的年輕生命的行為是否透露出荷蘭人對於人類幸福的見解，埃爾科·德·古耶的死亡並未給某個列車長或在運河邊釣魚的週末旅行者帶來心理創傷。他在長久的思考和與家人商議之後，才選擇了安樂死。在殯儀員前來給他量尺寸，好準備一個超大的棺材時，他還開懷大笑。他得以和每個深愛他的人致以最後的告別。莫妮科和伯特一再向我保證，他是在平靜中離世的。對於這種”自殺”，也許有個能為各方接受的詞語，就稱其為一致同意吧。
莫妮科實事求是道：”你試圖讓你的孩子開心。但是埃爾科這輩子都不開心。他想要擺脫這種折磨。死亡是唯一的途徑。”安樂死合法化時，埃爾科正好達到法定年紀。經過精神病醫生多年的檢查，給出多次診斷和各種無效療法之後，埃爾科開始找上蒂爾堡市的醫生以求結束生命。
安樂死被視為一項基本的健康服務，所有市民月付的保費中都包含此服務。但醫生有權拒絕施行安樂死。不同於其他任何醫療程序，成功的安樂死案例沒辦法讓你以觀後效。少數醫生因此拒絕施行，其他醫生則是因為宗教不安。有些人就是沒辦法接受他們必須終結他人生命，因為他們入行的初衷是為了救人。
2001年，海牙的抗議者。其時荷蘭政府正就安樂死合法問題進行辯論，隨後於2002年通過。圖源：Serge Ligtenberg/AP
據臨終專家艾格尼絲·范·德·海德稱，那些從原則上反對的人只占該職業的一小部分，可能少於8%。安樂死申請不存在統一反應的原因在於，醫生的個人觀點通常起着關鍵作用，比如對於”不可忍受的折磨”的定義。在荷蘭，醫生被請求做出終結生命的決定，這是最為嚴肅而重大的干預，而這一行業力求規范對所有不測事件的反應，奇怪的是，該決定取決於反復無常的人類良知。
被荷蘭醫生普遍拒絕的一類安樂死申請，通常涉及心理疾病患者，他們對死亡的渴望可被解釋為一種可治療的心理疾病，比如埃爾科·德·古耶。埃爾科曾被兩位蒂爾堡市的醫生拒絕。其中一位因為身懷六甲而不願施行。絕望之中，埃爾科向臨終診所求助。該機構憑借其對安樂死的意識形態責任和專業的醫生隊伍，在擴大安樂死范圍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中一個團隊在2016年11月23日結束了埃爾科的痛苦。該診所另一團隊在去年年初對一位叫奧雷利亞·布魯（Aurelia Brouwers）的年輕的心理疾病患者施行了安樂死。
因嚴重心理疾病選擇了安樂死的奧雷利亞·布魯。圖源：BBC
理想的安樂死是個包含三個支撐的結構：患者，醫生和患者深愛的人。在埃爾科·德·古耶的案例中，這些支撐是牢固且相互支持的。埃爾科的離世是在充滿同情、謹慎的環境里完成的，且細致考慮到了所有相關人員的情緒。難怪荷蘭自願終結生命協會（NVVE）將此標榜為安樂死範例。
和德·古耶夫婦告別後，我向北駛去，穿過綿延數公頃的苗圃，繞過特斯拉在歐洲的工廠，前往參加NVVE組織的會議。NVVE是臨終診所的母機構，有170000名會員（比任一荷蘭政黨人數都多），並運轉公共會議項目，是荷蘭最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之一。眾人皆知，精神科醫生反對給精神病人施行安樂死，當天會議旨在解決這一問題，努力消除精神科醫生對給年輕精神病患者（如埃爾科和奧麗莉亞）施行安樂死的強烈異議。
位於德里貝亨郊區的會議中心坐落於高大的針葉林和蜂箱之中。我趕到時，有人給了我一杯咖喱南瓜湯，而演講廳里的會議正井然有序地接近尾聲。會議主題為”經心理疾病患者請求之終結生命指導原則”。結束時比日程表晚了正好三分鍾，死亡方案的荷蘭制定者們開始享用茶歇。
我在阿姆斯特丹很偶然地碰見了第一個NVVE成員。這位70歲左右的女性曾目睹母親死時生理失禁、心理失常，因而簽署了一份事前囑托，要求當她痴呆或失禁時被給予安樂死。這些情況正是目前安樂死爭議的核心問題，因為許多六七十歲的人都想要擺脫父母曾飽受過的這種折磨。在阿姆斯特丹，我向她提到許多醫生不願對心理不健全者施行安樂死。她火冒三丈地答道：”任何醫生都沒有權利決定我的生命何時結束。”
NVVE組織的所有會議中，完全看不到窮人、虔誠基督徒和荷蘭頗有規模的穆斯林少數群體成員。伴隨着荷蘭自由主義的超理性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得荷蘭一馬當先地在毒品、性、色情等方面進行法律改革），荷蘭安樂死的場景也散發出中上層階級特權的強烈氣息。
喝咖啡之時，我被引見給臨終診所主任史蒂文·普利特（Steven Pleite）。我們去了戶外，沐浴在10月初的陽光中，他描述了想要達到的”心態轉變”。普利特斟酌道，他希望醫生在以後面對”最復雜的安樂死，像心理疾病和痴呆這類”病人提出的要求時，能更加自信地提供服務。他補充道，這種轉變不是經由修改法律，而是通過一種”多年積累而成的……接納”。我問他是否理解那些拒絕施行安樂死的醫生的顧忌，因為他們是為了拯救生命而從事該職業的。他答道：”如果境況不可忍受，且毫無改善希望，那麼安樂死是一種選擇。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幫助這個人，（對於醫生來說）幾乎是不道德的。”
2012年，臨終診所成立。此後，普利特和保險公司計算就每例安樂死將給診所支付多少費用。現下的數目是3000歐元（約合22892元人民幣），就算申請者臨陣退出，這筆錢也得支付給診所。我向他建議道，相較於花一大筆錢把窮困且不事生產的患者養在療養院，保險公司肯定會傾向於一次性付掉安樂死的費用。
普利特顯得很受傷，也許我把冷嘲熱諷的論調帶到了這段本該更崇高的討論中。他答道：”我完全不同意你說的這些。這不是錢的問題……這有關同理心、道德和同情心。”他再次重申推動各地死亡權利運動的信條——”無須受苦，對此我深信不疑。”
但並非所有計畫好的死亡都同於伯特·凱瑟或德·古耶一家的經歷，而在安樂死帶來的積極整體氛圍里，這點很容易被視而不見。我瞭解得越深入，就越覺得安樂死在給生命畫上值得稱頌的句號時，似乎更可能將生命本身變得廉價。我尚未意識到的另一點是潛在的附加傷害。在帶有微妙契約性的安樂死事件中，存在各式各樣的苦痛。
在安樂死雖為非法但可容忍的時日里，施行安樂死的醫生有義務徵求申請人親屬的同意。出於對個人意志自由、病人與醫生之間保密性的擔憂，及在保護弱勢人群不受粗心大意的親屬耽誤的完全合理考慮之下，該項義務並未寫入2002年合法化安樂死的法律中。
這項法律的細節對於茲沃勒鎮的摩托車銷售員——中年的馬克·維爾德（Marc Veld）來說，卻是極大的痛楚。去年春天，他開始懷疑母親瑪麗克（Marijke）正計畫安樂死，但一直沒有機會向她的醫生解釋，為什麼在他看來母親的痛苦既非無可忍受、也非無望改善。6月9日，醫生打電話給他：”很抱歉，你母親在半個小時前過世了。”
馬克給我看了一張他拍的瑪麗克躺在棺材里的照片。她的白發經過精心梳理，殯儀美容師給她的臉上塗了粉底，顯得光滑平整、容光煥發。她的雙手之中放了一封馬克寫的信，會隨她去往地下。這封信里詳細描述了他的痛苦、怨恨和愧疚之感。
76歲時選擇安樂死的瑪麗克，和一封兒子於她離世後寫的信，里面描述了他對此決定的沮喪之情。攝影：馬克·維爾德（Marc Veld）
毫無疑問，瑪麗克76年的人生里，大部分是在痛苦度日。1941年，荷蘭東印度群島被入侵後，她出生於一個日本集中營，在荷蘭度過了不幸的成年期。但荷蘭醫生並不因抑鬱症而施行安樂死，就算主張死亡權利的極端分子認為應當如此。因此，抑鬱或孤獨人士為通過安樂死申請，往往強調生理病痛。西奧·波爾在審查委員會任職期間，曾遇到幾個案例，患者的”死亡意願先於生理疾病……有些患者很高興能通過生理原因申請安樂死，但根本原因更為深層”。
在瑪麗克的案例中，生理原因是肺病末期，但馬克告訴我，她自己加劇並誇大了病情。她中斷了也許能延緩病情的理療；每當家庭醫生來訪時，她都大肆抱怨呼吸短促，”像一袋土豆”重重倒下。馬克冷冷道：”為了確保可以安樂死，得先上個表演班。”
令他深受折磨至今的是，他母親本有希望延緩病情，但卻選擇了死亡。”如果她得了癌症，疼痛不已，只剩最後三個月可活，我會很高興她選擇安樂死。但事實是她至少可以再活幾年。”
個人意志自由權的捍衛者會說，馬克不應干涉母親的死亡，但他的憤怒之下潛藏着作為兒子卻無力做點什麼的悲痛欲絕。瑪麗克的安樂死完全合乎法律，也不會引起審查委員會的警告，但同時也無視了她與其他人的聯結。
盡管採取了種種措施以防安樂死申請者受到操縱，但若有親屬參與決策，仍無法完全避免。這一點正是我從比利時法語區瓦隆尼亞的家庭醫生案例中發現的。
至於這位家庭醫生，我們姑且稱其為瑪麗·路易斯（Marie-Louise）。她自稱是個理想主義者，使命是”關心，關心，關心”。2017年，她的一位中老年男性患者被診斷為痴呆，並簽署了囑托以在情況惡化時申請安樂死。但隨着心理狀況的變化，他的決心也開始動搖，而這惹來妻子的不滿，她成了丈夫死亡問題上的福音傳道者。瑪麗·路易斯說：”他絕對轉唸過20次。我看到了她施加的壓力。”
為了詮釋這位女性的情緒爆發，瑪麗·路易斯從書桌前站起來，走到文件櫃前，裝出一副怒不可遏的妻子形象，緊握拳頭喊道：”要是他勇敢點就好了！懦夫！”
多數醫學倫理學家會贊成瑪麗·路易斯拒絕向被施壓的患者施行安樂死。去年夏天，當她外出度假時，她相信已經說服了病人不去申請安樂死。但她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同事——一位支持安樂死的醫生。度假回來時，她發現這位同事已經給她的病人施行了安樂死。
該事件發生數月後，我前去拜訪瑪麗·路易斯，當時她仍對此困惑不已。同馬克一樣，愧疚是一個原因。如果她當時沒有離開，她的病人會不會還活着？現在她正計畫離開這個行當，但還沒有正式公佈，以防造成其他病人的不安。她說：”我怎麼能再待下去？我是個醫生，但卻無法保證最脆弱的病人的安全。”
許多人深愛的人曾被安樂死，對於他們來說這個過程可能是滿意的，甚至是鼓舞人心的，但給其他人帶來的是傷害和內心衝突。伯特·凱瑟正確地指出，自殺行為會給家人朋友帶來可能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痛。但自殺是種自我驅動和實施的個人行為，其力場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安樂死則是社會產物。如果出了錯，那麼對所有人來說都是錯的。
盡管安樂死在法律和文化層面上來看不再稀奇，但仍屬社會所能容忍的最陌生的行為之一。僅遵守法律細節還不夠，還需各相關方就發生原因及目的達成一致。若無法就這些基本動機達成共識，安樂死就不能成為同理心、道德及同情心發揮作用的地方，而僅僅是人們生活中揮舞的鐵棒，其後果是無法撤銷的。
兩年前，荷蘭衛生部和司法部聯合發佈了一項關於”完整生命”藥品的提案，所有70歲以上的人都有接受致命毒藥的權利，這樣一來，醫生就完全被排除在外。後來，荷蘭聯合政府政治的分散性使得提案止步不前。但我采訪過的醫生和臨終專家都希冀立法機構能在適當時機，向議會提交此類完整生命法案。
假設生命完整藥品能加以合理控制（這是個非常大的假設），我采訪過的很多醫生可能並不會泱泱不服；這能讓他們重新開始拯救生命。盡管有些安樂死申請者會對拒絕他們的醫生惱怒不已，但實際上他們並不願意自行了斷。在荷蘭，主動結束生命的申請者有95%都會請醫生代為動手，而非自己喝掉毒藥或注射點滴。在一個以拒絕權威人士為傲的社會里，當涉及死亡時，每個人還是會去找”媽媽”。
就連那些十分擔心滑坡效應的人看來，對於絕症之人，自願安樂死也可能是件好事。自願選擇死亡時間的原則可以被納入護理框架之中。對在斟酌安樂死立法的國家來說，問題是該舉措是否會不可避免地擴大。正如艾格尼絲·范·德·海德承認的那樣，這種情況下，死亡最終將”擁有不同的意義和看待方式”。很多荷蘭人會爭辯，盡管存在種種搖擺不定，但這一進程不可逆轉。
來源：華人頭條A
來源：利維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