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說小》封面書影，上海文藝出版社
評論家郜元寶新書《小說說小》，近期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本書力避架空議論，始終由衣食住行、人物場面、語言邏輯、視角結構、身體身份等細節切入，透視小說的寫與讀無法繞開的文化背景、歷史脈絡、意匠經營與人情世故。細節之「小」乃小說之「本」。例證涵蓋中外古今，主體卻是我們活在其中的「現當代」。博雅君子，將有小取焉？
郜元寶
我們讀文學作品，遇到書中人物的服飾，無論繁簡，恐怕都會一眼溜過去。其實在許多優秀作家那里，給人物穿什麼衣服，為何讓他（她）們這麼穿，而非那麼穿，都有講究。
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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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衣記》封面書影（左），張愛玲青年時期照片
我們讀文學作品，遇到書中人物的服飾，無論繁簡，恐怕都會一眼溜過去。其實在許多優秀作家那里，給人物穿什麼衣服，為何讓他（她）們這麼穿，而非那麼穿，都有講究。
小說故事性強，描寫細膩，涉及衣物服飾更多。小說之外，作家們也會通過戲劇、散文、雜文等文學形式來描繪或探討衣着打扮這一常見的生活現象。
張愛玲的散文《更衣記》就很別致。它當然不是寫某人某次更換衣服的行為，更不是取「更衣」的委婉義之一「如廁」，而是概括地記錄了作者所了解的一部分中國人從清末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服飾變遷的歷史，即什麼時候流行什麼衣服。這篇文章提到許多服裝款式，光皮衣就有所謂「小毛」「中毛」「大毛」，棉襖的滾邊則分「三鑲三滾」「五鑲五滾」「七鑲七滾」，諸如此類，今天的讀者若非專門研究，會覺得很隔膜。好在我這里並不打算專門談論張愛玲的這篇散文，只是借她這個題目，梳理一下現當代中國文學中有關人物服裝的描寫。至於衣服上過於瑣碎的佩飾，這里暫且按下不表。
張愛玲為小說設計的衣物插畫
《更衣記》告訴我們，張愛玲對衣着打扮很有研究。她18歲時寫的散文《天才夢》結尾那句名言就和衣服有關：「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更衣記》里也不乏這樣的「雋語」，比如說，「在政治混亂時期，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中國的服裝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男子生活雖然比女子更自由，但「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現代文明的特徵」，「單憑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願意做一個男子」——據說張愛玲還跟她的閨蜜炎櫻合資辦過時裝店，自任設計師和廣告文案的作者。日常生活中她的許多衣服都自己設計。張愛玲喜歡奇裝異服，不怕驚世駭俗。她也喜歡借服裝設計來探討文學理論問題。比如她認為寫小說要有「參差對照」，最好是「青綠配桃紅」。
現在張愛玲的傳記出了好多種，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看看她究竟如何設計服裝，如何像同時代另一位有名的上海女作家蘇青所說，喜歡「衣着出位」。
「月白背心」「長衫」「破氈帽」「壽衣」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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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魯迅。《故鄉》寫豆腐西施出場，「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系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里細腳伶仃的圓規。」除了「沒有系裙」這四個字，豆腐西施穿了什麼，全無交代。有讀者就納悶：那可是嚴冬啊，豆腐西施「沒有系裙」，卻可能穿着厚厚的棉襖棉褲，你能看出「圓規」來嗎？這或許就是魯迅描寫女性衣着過於簡單而惹出的麻煩吧。
再比如《祝福》寫祥林嫂：「五年前的花白的頭發，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完全是神態描寫，不涉及衣着。
魯迅說過，「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發，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魯迅這里指的是東晉大畫家顧愷之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之中」。魯迅不寫祥林嫂衣着，只注重其神情，尤其是「那眼珠間或一輪」，和顧愷之說的是一個道理。
《祝福》舞台劇祥林嫂形象
《祝福》寫祥林嫂第一次到魯四老爺家做傭人，「頭上扎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卻還是紅的。」這就凸顯了衣着與身體兩方面的特徵，說明祥林嫂是乾乾淨淨守寡的女人。她雖然營養不良，但大體健康，甚至還有某種容易被忽略的青春朝氣，而她的衣着也與這種身心狀態基本保持一致。
隔了兩年，祥林嫂第二個丈夫去世、孩子被狼叼走，不得已再次上魯四老爺家幫傭，作者也再一次寫她「仍然頭上扎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臉色青黃，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強調服飾依舊，說明祥林嫂生活貧寒，幾年沒添新衣，同時也反襯出她雖然服飾依舊，身心兩面卻都已判若兩人。這就像《故鄉》寫少年閏土頭戴「一頂小氈帽」，中年閏土則是頭上「一頂破氈帽」。氈帽相同，閏土卻不再是原來的閏土了。
說起氈帽，不能不說說阿Q的打扮。氈帽也是阿Q的「標配」。魯迅對阿Q的破氈帽念念不忘，十幾年之後，有人要把阿Q搬上舞台，魯迅還特別提醒改編者「只要在頭上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他生怕改編者不知氈帽是什麼，特地寄去一個畫家朋友所畫的頭戴破氈帽的幾張阿Q的畫像。
電影《阿Q正傳》劇照
魯迅寫阿Q，在服裝上所作的文章，當然不止一頂破氈帽。比如阿Q和王胡之間的那一場打鬥，就起因於他和王胡比賽在「破夾襖」上捉虱子。套用張愛玲的話說，生命對於阿Q王胡可不是什麼「華美的袍」。他們只有「破夾襖」，而「爬滿了蚤子」則沒什麼兩樣。阿Q因吳媽事件被趕出趙府，他給趙府舂米舂熱了脫下來的那件「破布衫」也就拿不回來，「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間生下來的孩子的襯尿片，那小半破爛的便都做了吳媽的鞋底」。經過這一次「戀愛的悲劇」，阿Q被趙家和趙家所指使的地保盤剝得一貧如洗，「棉被，氈帽，布衫，早已沒有了，其次就賣了棉襖；現在有褲子，卻萬萬不可脫；有破夾襖，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決定賣不出錢」。在「頗有些夏意」的季節，阿Q就穿着僅存的那件「破夾襖」和「萬萬不可脫」的褲子，倉皇離開未莊。
如果說魯迅只對眼睛感興趣，完全不寫人物的服飾，肯定不對。「站着喝酒而穿長衫」，寥寥數字，不就寫活了孔乙己嗎？再如《孤獨者》寫魏連殳登場，「是一個短小瘦削的人，長方臉，蓬鬆的頭發和濃黑的須眉占了一臉的小半，只見兩眼在黑氣里發光」，這固然是只寫神態，不寫衣裝。但小說又寫到魏連殳死後，只穿「一套皺的短衫褲」，這就暗示他做了官，花錢如流水，卻依舊頹廢，依舊不修邊幅，依舊不為自己打算。
但《孤獨者》最後，作者詳細描寫了怎樣給魏連殳穿「壽衣」，「一條土黃的軍褲穿上了，嵌着很寬的紅條，其次穿上去的是軍衣，金閃閃的肩章」。魏連殳就這樣「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着，合了眼，閉着嘴，口角間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這可笑的死屍。」透過一套「壽衣」來刻畫魏連殳一生的頹廢，以及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真是入木三分。
「摹本緞」·「二馬裾」·「西狐肷的鬥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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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汪曾祺是「美食家」，善於寫「吃」，其實他寫「衣」也有許多精彩之筆。
汪曾祺小說多取材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故鄉高郵，那里面的服裝當然都打上了鮮明的時代和地域的烙印。上文提到汪曾祺1996年短篇小說《小孃孃》，寫「來蜨園」的謝普天與謝淑媛「姑侄亂倫」，其中就有張愛玲《金鎖記》里出現過的當時流行的面料「摹本緞」。汪曾祺不太談張愛玲，不知道他寫《小孃孃》這一節，是否想到過《金鎖記》。
張愛玲倒是知道汪曾祺。1990年2月，隱居美國洛杉磯的張愛玲看到汪曾祺小說《八千歲》，專門寫過一篇散文《草爐餅》。《八千歲》寫「衣取蔽體、食止果腹」的米店老闆「八千歲」專門吃一種極便宜的「草爐餅」，這勾起了張愛玲對於往昔的無限眷戀，她在上海也聽到過「草爐餅」的叫賣聲，卻一直不知道究竟是什麼，這回算是解開了將近五十年的一個謎。
張愛玲應該也注意到汪曾祺對「八千歲」父子特殊衣着的描寫，雖然她那篇不點名地回應汪曾祺的散文，並未提到汪曾祺筆下「八千歲」的特殊服裝。
汪曾祺
汪曾祺寫「八千歲」節儉，表現在食物上是專門吃極其廉價而粗糙的「草爐餅」，表現在衣服上，則是一年四季雷打不動，只穿一種老藍布做的長過膝蓋但距離腳面尚有一尺的款式奇怪的「二馬裾」。這「二馬裾」和「草爐餅」是「八千歲」的「標配」。
可悲的是，省吃儉用的「八千歲」突然被小軍閥「八舅太爺」以「資敵」（暗通日本人）的罪名綁架，硬是勒索去九百塊大洋，才肯放人。「八舅太爺」用一百塊辦了一桌滿漢全席，讓「八千歲」看得心痛。但小說沒寫「八千歲」是否知道，那出手豪闊的「八舅太爺」竟然還用另外八百塊，給妓女虞小蘭買了件「西狐肷的鬥篷，好讓她冬天穿了在宜園梅嶺賞雪」！
分析「八千歲」這個人物，不僅要注意作者對他的吃物「草爐餅」的描寫，還須懂得何為「二馬裾」，以及「八舅太爺」用「八千歲」的八百塊錢給那位風塵女子購置的「西狐肷的鬥篷」。
兩種方式，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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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談論文學描寫人物的方法，經常借用繪畫理論的術語，比如說作家既可以「遺形寫神」，就是不關心人物外貌而直指本心，但也鼓勵「以形寫神」，「形神兼備」。這個「形」，自然也包括穿着。
上述幾個現當代文學中與服裝有關的例子，對這兩種傳統都有所繼承。優秀作家既可以不寫或少寫人物的衣着，也可以大寫特寫。兩種方式各有千秋，都可以見出作家們的苦心孤詣與匠心獨運。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文化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