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庫切
01
200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J.M.庫切熱衷於將自己隱在文字之中，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就曾指出：「庫切小說中一個基本的主題就是根源於南非種族隔離體制的價值觀，在他的小說中，其個人的情緒到處可見。」他自己也曾在一次接受采訪時坦陳：「所有的自傳都在講故事，而所有創作都是一種自傳。」
《J.M.庫切傳》封面書影，浙江文藝出版社
由此，想要真正了解庫切，最好的，似乎也是唯一的途徑便是閱讀他的作品。也正因為此，前年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J.M.庫切傳》的作者、南非傳記作家J.C.坎尼米耶在該書前言中不由感慨道，對於像庫切這樣的作家，研究他生平是否有意義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但事實的情況是，庫切的生平確乎很值得研究。這不僅在於如該書中文譯者，庫切研究專家王敬慧所透露，庫切是一個特別注重自己私人空間的作家，他生活低調，不喜歡拋頭露面，不喜歡談論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也很少接受采訪，有記者開玩笑說，大概只有動物保護機構才能得到采訪這位素食主義者的機會。據說庫切剛得諾獎的那幾天，南非媒體都苦惱於如何想方設法采訪庫切而不得。
《內陸深處》封面書影，浙江文藝出版社
有據可查的是，有導演曾想把他的《內陸深處》改編成電影，並於十幾年前花好幾個星期的時間與他一起寫劇本，但其間他說過的話還不到一牛車。導演說，你若問他一個問題，回答往往要等半個小時後。如果你問，你覺得這樣寫好不好？庫切總是不語，但千萬不要以為無聲就是默許，因為半個小時或是一個小時後，他會回頭來說：「不，這樣不好。」另據開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們說：若是請庫切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個房間的生氣都給吞下去。
實際上，對庫切的此等怪癖，實在不用驚詫。對於多少作家趨之若鶩的布克獎，他都不願意出席頒獎典禮，他兩次獲該獎，卻未親赴倫敦領獎。人們曾一度猜測他可能也會拒絕出席當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很多年來，中國的出版社多次邀請庫切來華未果，直到他終於答應參加2013年4月於北京舉行的第二屆「中澳文學論壇」。有人預測他發言不會超過五句話，沒想到他竟做了將近15分鍾的演講，這誠然可以視為他對中國讀者的禮遇，讓人不禁聯想到年輕時，他曾懷有一個中國情結：上世紀80年代時，他從IBM離職，確曾給中國大使館寫信說想到中國教英語，只是被陰差陽錯地拒絕了。
庫切獲頒200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無怪乎王敬慧感慨，這一次，庫切坦然地把他的人生交給了他所信任的傳記作家坎尼米耶，我們面對的將不僅是一部傳記，也是一個全球范圍內少見的出版事件。而以庫切多部作品的中文譯者文敏看，真正的庫切和表達出來的庫切、敘述出來的庫切，究竟有着怎樣的真實關系是一個哲學問題。她認為從《J.M.庫切傳》的出版來看，庫切是希望將自己的作品和真實的自我做一個切割。當然，從了解庫切生平的角度，要說該書還有什麼意義，或許不在於我們從中得到了很多不為人知的細節，而在於如王敬慧所說，我們終於明白庫切為什麼不願談論自己。
02
「耶穌三部曲」里的大衛可以說是庫切創造的一個充滿寓言色彩的自我。第一部《耶穌的童年》故事始於一場神秘而模糊的移民。大衛和老西蒙在通往新世界的船上偶遇，他們都被抹去了從前的記憶和身份，要在諾維拉開始新生活。西蒙靠直覺認定了大衛的母親伊內斯，就這樣組成了一個「偶合家庭」。男孩不肯上學，聲稱早已懂得了真實的語言和數字，他最願意閱讀的，是一本兒童版《堂吉訶德》。上了年紀的西蒙所知道的一切，不停經受着男孩刁鑽的提問和挑戰。
《耶穌的童年》封面書影，浙江文藝出版社
讓人心生疑惑的是，書名雖為《耶穌的童年》，其中的敘事卻與耶穌無關。我們唯一可以猜想的是，庫切筆下的大衛是否代表了耶穌？雖然大衛的很多特質，確乎與耶穌很像。大衛和耶穌一樣，對周圍每一個人都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如此看來，把他當成尚且懵懂，沒有「神化」的耶穌，也未嘗不可。但很顯然大衛並不能代表耶穌，庫切在書名里寫到「耶穌」，與其說他指向這個宗教人物，倒不如說指向《聖經》。他希望三部曲在敘述上能達到《聖經》式的簡單，如有評論所說，《聖經》式思維沒有理論推導過程，省卻了各種邏輯關聯，庫切想要獲得類似的敘述效果。《聖經》使用的是最基本的語言和句式，庫切同樣熱衷於此。與此同時，唯簡單方可多義，唯基本方可接近本質，庫切也顯然希望三部曲達到《聖經》式的復雜多義。《耶穌的童年》開篇就抽去了完整的時間鏈條。大衛和他的「父親」西蒙只是在一個偶然的空間里相遇。庫切實際上向讀者提出了一個深邃的哲學命題：我們的記憶，究竟可靠不可靠?
作為《耶穌的童年》的續篇，《耶穌的學生時代》更是像《聖經》一般包攬了諸多思考，涉及宗教、道德、社會、哲學、藝術等多個方面。男孩大衛和西蒙、伊內斯為逃離諾維拉的教育制度來到了一個新的城市，作為「逃犯」的他們在這里必須隱姓埋名。大衛需要上一所新學校，於是進入了埃斯特雷拉的舞蹈專校，這里的教學方法頗為匪夷所思——校長夫人，也就是舞蹈老師，指導學生們通過跳舞把數字從星星上召喚下來。毫無預兆地，一樁謀殺事件降臨在校長夫人身上，而謀殺背後的故事比學校的教學方式更為耐人尋味……
庫切
如此，一個虛構的移民國度、一個神秘的天才兒童、一所匪夷所思的學校、一樁離奇的殺人案件，構成了這部小說的主要情節。以該書譯者楊向榮的說法，庫切似乎只是寫了一個簡單的事件，但我們卻能從中探尋到孩子蒙昧心靈中對死亡、殺人、善良這些概念界限的模糊認識和可以自由穿越的幽暗真實。小說里，看門人殺死了自己最喜歡的女老師，男孩沒有建立起對殺人者的厭惡、憎恨和害怕，居然還繼續與之偷偷往來甚至搭救他走出監禁的醫院。而這也恰恰體現了庫切的無情可怖之處。相比而言，西蒙卻在道德判斷和道德勇氣上表現得斬釘截鐵。他是激情、憐憫與理性、克制兼具的道德家。他的道德意識清晰，絕無模糊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道德感淡漠，甚至道德體系有被侵蝕和出現分崩離析趨勢的當代社會，西蒙具有定海神針的象徵意義。
倘使把「耶穌三部曲」的這兩部小說和「自傳三部曲」里的《青春》和《男孩》做一對比，我們會發現，如作家李洱在日前於北京舉行的「《耶穌的學生時代》分享會」上所說，這兩個系列之間有同構性、互文性。李洱表示，兩相對比，庫切小說基本的敘事元素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庫切寫南非風雲復雜巨變的現實，線索看上去是簡單的，但他的思考如此深入，他的文本後面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如此的遼闊，而他所處理的主題看似集中，卻相當深入地擊中我們目前的文化現實。可以說是我們所有人都被卷進去，這是庫切作為知性作家，他的手術刀般的、庖丁解牛般的能力，確實讓人非常驚嘆。」
03
與此同時，我們不能不看到，庫切擅長處理宏大的主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自身特殊的經驗。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庫切在小說里真實地表達了自己，卻也不能因此認為他寫的就是他自己。相反，他和他塑造的人物之間，總有一種不對稱的關系。以科斯特洛為例，別說她和庫切年齡性別不同，按文敏的看法，庫切具有巴赫金所說的「外在立場」，對世界的觀察也遠比她透徹。「庫切的策略是讓科斯特洛去替他嚷嚷，讓她去面對駁詰、冷落和各種尷尬場面，借着女作家那份偏執勁兒，庫切毫無忌顧地將自己對工具理性的批判引向較為極端的方向。」
或因如此，無論在自傳體小說，還是別的小說里，庫切慣於選擇第三人稱敘述。他之所以這樣做，以這本傳記所示，是因為他需要距離，距離帶來安全和放鬆的感覺，以及審視自我的可能。誠如雲也退所言，庫切那個被始終壓抑的「我」，也只能藉由另一個人之筆以「他」來表達，而且這個人必須跟他一樣，有着「書寫一個人物來讓他不朽」的熱切需要。比庫切大一歲的坎尼米耶，恰好契合了他的這一需求。這也是為什麼，在結束全書時，坎尼米耶不由感慨「理解庫切就是理解自己」，而坎尼米耶還沒看到書的英文版出版便於2011年底去世了。
可以想見，庫切或許如雲也退所說，在坎尼米耶身上看到了一些令自己戚戚然的地方：他們各有各的寫作人生，而這段人生，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也同時遇到了老齡和疾病的終極考驗。庫切回望自己的前塵歲月，也必然會感受到時間帶來的復雜況味，他先後經歷了多次沉重打擊。第一任妻子菲麗帕·朱貝死於癌症，兒子尼古拉斯意外墜樓身亡，愛女吉塞拉在1989年罹患癲癇。種種不幸的遭遇，都讓他苦行僧似的寫作，帶上了類似自我救贖，乃至自我療傷的意味。
《彼得堡的大師》，浙江文藝出版社
這般自我救贖的意味，體現在《彼得堡的大師》里，庫切將尼古拉斯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夭的孩子巴維爾，他想象這位文學大師如何搜尋巴維爾生命最後幾個小時里的行蹤，以克服自己的悲傷。也因有評論說，這部小說是澄澈的，這種澄澈或許來自庫切對文字有力的節制和敘述上的冷靜，但它也是動情的。也許這種動情來自一個作家對另一個作家深深的敬意。庫切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父子關系的書寫，寄寓了他內心的情感。「這種父與子的二元對話關系不僅是血緣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充滿現實和隱喻的色彩。」
《恥》封面書影，譯林出版社
庫切風格各異的作品，富有現實針對性的同時，都有着很強的隱喻性。就像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說《恥》，藉由南非白人教授戴維·盧里因的遭遇，庫切意欲探討越界是否可能。無可疑義，任何事物之間都各有其界限，強行越界，必然會付出一些代價，但交流和溝通本身就預示着越界的可能，問題只在於我們得怎樣遵守界限，又該怎樣逾越界限？庫切對此並沒有給出解答。而他那些更具寓言性的小說，無論是《等待野蠻人》《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還是近年的《耶穌的童年》《耶穌的學生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他多元思想的呈現。
要闡明庫切的思想無疑是困難的，相對可行的方法無過於把他從思想的雲端拉回到地面，從而引發公眾對庫切的興趣。前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圍繞《J.M.庫切傳》一書在上海和杭州兩地的宣傳，分別以《J.M.庫切：當然，我不吃肉》和《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自我修養與成長》為題，未嘗不是包含了這樣的用意。評論家李慶西說，讀《J.M.庫切傳》最深刻的感受，在於能讀到庫切無論從自身人格，到哲學認識等方面都有着極高的修養。「從這部傳記，還有庫切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非常聰明，不僅聰明，還特別刻苦，有了這兩項，才有了我們看到的庫切。」他所說的這個庫切，當然不只是作家庫切，還有作為思想者的庫切。
《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封面書影，浙江文藝出版社
《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第一章里，科斯特洛參加頒獎活動時，有記者請她談談自己「主要的思想是什麼」，她上來就跟記者兜圈子，「我的思想？我有義務帶來思想嗎？」在文敏看來，這也許正是庫切的自我警示。「庫切給讀者帶來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存在方式。」
譯作選讀
節選自
（《耶穌的學生時代》
[南非]J.M.庫切/著
楊向榮/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9月版）
他一直以為埃斯特雷拉要更大些。在地圖上，它跟諾維拉顯示為同樣大小的圓點。但諾維拉是座城市，埃斯特雷拉卻頂多算個位於某個充滿山丘、田野、果園的鄉下的外省小鎮，它雜亂無章地朝四面八方延伸，一條無精打采的河從鎮子中間蜿蜒穿過。
在埃斯特雷拉開始新生活可能嗎？在諾維拉，他還能依靠重新安置辦公室安置住所。他和伊內斯還有這個男孩在這里能找到家嗎？重新安置辦公室是慈善性質的，是沒有個人感情色彩之別的慈善的具體化身，可它的仁慈會延及一個逍遙法外的逃亡者嗎？
搭便車的胡安在去埃斯特雷拉的路上跟他們走到一起，他建議大家可以在某個農場找份工作。農場主總是需要幫手，他說。更大的農場甚至還有給工人住的季節性宿舍。不是橘子季就是蘋果季，不是蘋果季就是葡萄季。埃斯特雷拉以及周邊地區是個名副其實的豐饒角。如果他們願意，胡安說他可以帶大家去自己的朋友們曾經打過工的一家農場。
他和伊內斯交換了下眼神。他們該聽胡安的勸告嗎？錢不用考慮，他兜里有的是錢，他們可以舒舒服服地待在一家旅館里。可是，如果諾維拉的當局真的在追尋他們，那麼或許隱藏在無名無姓的臨時過客中可能會更安全些。
「好吧，」伊內斯說，「我們就去這家農場。我們圈在車里也太長了。玻利瓦爾需要跑一跑。」
「我也是這麼想，」他，西蒙說，「不過，農場可不是度假村。伊內斯，你准備好了整天在烈日下摘水果嗎？」
「我會做好自己分內的事，」伊內斯說，「既不多也不少。」
「我也可以摘水果嗎？」男孩問。
「很遺憾，不行，你不能摘，」胡安說，「那會犯法。那就是當童工了。」
「我不介意當童工。」男孩說。
「我敢肯定農場主會讓你摘水果，」他，西蒙說，「但不會太多。不會多到讓摘水果變成勞動。」
他們順着主大街開車穿過埃斯特雷拉。胡安給大家指了市場、行政大樓、樸素的博物館和藝術畫廊。他們穿過一座橋，把小鎮拋在了身後，沿着那條河道方向行駛，最後來到半山腰上，看見了一幢宏偉氣派的房屋。「這就是我說的那家農場，」胡安說，「我的朋友們找過工作的地方就在後面。它看上去挺沉悶，其實非常舒服。」
這個避難所是由兩個長長的鍍鋅的鐵皮棚屋構成，用一條帶篷頂的走廊連接，一邊是個洗浴房。他把車停住。除了一條雙腿站立的灰狗在鎖鏈限制的范圍里朝他們露出黃黃的長牙嚎叫外，沒有一個人出來招呼他們。
玻利瓦爾舒展開身子，從小車里溜出來。他在一定距離之外審視了一番這條異鄉的狗，決定不理它。
男孩沖進棚屋，然後又跑出來。「都是上下鋪床！」他大聲喊叫道，「我能睡上鋪嗎？求你們了！」
這時一個在一件寬松的連衣裙外系了條紅色圍裙的胖女人從農場住宅的後面走出來，一搖一擺地沿小路朝他們走來。「你們好啊，你們好！」她大聲說。她仔細看了看裝得滿滿當當的小車。「你們是走遠路過來的吧？」
「是啊，很遠的路。我們想你們這里是不是需要額外的幫手。」
「幫手多了我們事就好辦多了。人手越多幹活兒越輕松。——書上不是這麼說嗎？」
「可能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妻子和我。我們的朋友在這兒有自己要辦的事。這是我們的男孩，他叫大衛。這位是玻利瓦爾。可以給玻利瓦爾安排個地方嗎？他也算這個家的成員。我們去哪兒都帶着它。」
「玻利瓦爾是它的真名，」男孩說，「它是條阿爾薩斯狗。」
「玻利瓦爾。這個名字不錯，」這女人說，「很特別，我相信會有它待的地方，只要它自己舉止規規矩矩，能心滿意足地吃些零零碎碎的東西，不要打架鬥毆或者追趕雞就行。這會兒工人們都出去上果園了，不過我來帶你們去看看睡覺的地方吧。男士在左側，女士在右側。我想，恐怕沒有家庭房。」
「我要去男士那邊，」男孩說，「西蒙說我可以睡個上鋪。西蒙不是我爸爸。」
（《耶穌的學生時代》[南非]J.M.庫切/著,楊向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9月版）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文化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