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將時間向過往追溯一百年。
1919年，就在牛津貝特講席（Beit Chair of Colonial History）開設之後14年，劍橋維爾•哈莫史華慈帝國與海洋史講席教授（Vere Harmsworth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and Naval History）以及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羅德帝國史講席教授（Rhodes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History）也相繼成立。這三個講席共同構成了1950年代之前英國帝國史研究的「鐵三角」，代表了帝國史研究的最高學術權威。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帝國史誕生於英帝國全球霸權秩序的頂峰。然而吊詭的是，在不足一代之內，這群英帝國史的權威們也目睹了英國乃至歐洲世界政治權威的衰落。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一個以歐洲為核心的「西方」文明敘事被殘酷的戰爭現實打擊地支離破碎。
1929年，這批英國帝國史研究的主要學者們開始了一項將持續將近40年的龐大工作——為「大英帝國」著史。這部八卷本《劍橋英帝國史》的首卷主編便是十年前開始擔任劍橋維爾•哈莫史華慈講席教授的約翰•霍蘭德•羅斯（John Holland Rose），以及首位羅德講席教授阿瑟•帕西維爾•牛頓（Arthur Percival Newton）。
約翰•霍蘭德•羅斯與《劍橋英國史》書影
就在開編之初，英國的全球秩序已經從「帝國」（empire）走向了「聯邦共榮」（commonwealth）。隨着《凡爾賽合約》的簽訂與威爾遜主義的廣泛散布，「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原則更在廣大已被19世紀末民族主義浸淫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政治與知識精英中獲得了巨大的市場。如何在這些原本處於英國秩序下的地區推行「自治」，而又不損害「聯邦共榮」世界秩序下英國即得的政治與商業利益，成為了一戰之後英帝國政治與商業精英們所謀求的一個共同目標，「委任地」制度（mandate system）則是這一時期英國在「聯邦共榮」框架下着力推動的核心方案。一系列地處全球貿易交通線核心地位，特別是那些在跨印度洋貿易爭奪戰中心的、原屬於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北非、黎凡特（Levant，即今約旦、敘利亞地區）與阿拉伯半島的廣大土地上，出現了許多法律上半獨立的「委任地」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立的帝國市場委員會發布的廣告，呼籲人們支持英聯邦這一帝國體系，多購買帝國生產的物品
而就在《劍橋英帝國史》第三卷「聯邦共榮」1959年出版時，這個英國苦心維護的全球貿易霸權秩序也遭到了更為嚴峻的打擊。「聯邦共榮」作為一種世界秩序設想也正在極速落幕。在二戰結束之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浪潮中，蘇伊士運河——這一聯通歐洲與亞洲跨印度洋貿易線的核心關隘——被納賽爾於1956年宣布收歸埃及國有。而英國不惜一戰的決心也未得到新崛起的「西方」——美國的支持。原本那些半獨立的「委任」國家也在這股浪潮中，相繼在法律上成為獨立國家。
帝國史始終在追趕帝國政治興衰的腳步。不過，「倒敘」僅僅表現了帝國史的一個側面。在整個英國19世紀全球霸權秩序的演變過程中，出現於帝國發展頂峰時期的帝國史敘事，更展現了帝國全球秩序觀及其道德敘事與帝國實力政治本身之間的密切關聯。同時，它也從另一個側面將一個知識、知識精英與帝國全球秩序擴張的政治歷史關系展現在我們眼前。
讓我們重新回到《劍橋英帝國史》。在這部史著中，帝國史的學科發源被追溯至約翰•希里爵士（Sir John Seeley）1881至1882年間於就任劍橋現代史講席教授期間講述的《英格蘭的擴張》之上。
約翰•希里爵士
然而，與希里不同，《劍橋英國史》的編者們並未將戰爭與軍事擴張視為英帝國得以形成的基礎。20世紀初的帝國史研究者們更認同將英帝國視為「自然」（organic）生長而非人為「計劃」（plan）的產物。換句話說，在這批帝國史研究者們看來，與其將帝國視為一種人為設計的結果，不如視之為類似於斯賓塞式的社會有機生長的體現。他們認為，雖然早期英國海外殖民基本都採用皇家特許公司（licensed company）的形式，但是這些公司的出現也是在「獨立個體」（private man）的推動下，自主而非有計劃地出現的。這種對貿易利潤的渴望及其由貿易帶來的繁榮成為了這種帝國敘事的重心。我們更容易從赫爾曼•梅里維爾（Herman Merivale）1839年從亞當•斯密的框架出發，對殖民主義與殖民地進行的分析中找到這種觀點的影子。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