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橋頭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這樣的句子在我來解讀，就是世間有多熱鬧，那個人，內心就有多孤獨。用來評價金受申先生的人生不知貼不貼切？金先生曾在文章里引用過這位乾隆年間落寞才子黃景仁的詩，或許暗合了某種心意。只不過把「獨立橋頭」，改成「獨立市頭」，市頭的塵囂熱鬧，和一個文人內心的孤淒與安靜，互映着某種既衝突又熨帖的美學鏡像。
金受申被稱為「北京通」，這緣於他長期給《立言畫報》寫一個叫「北京通」的專欄，後來就轉而成為人們對他的稱譽。的確，他對民國時期的北平社會有着深入的了解和體會，給後人留下了一幅豐富多彩的時代畫卷。
這其中分兩大部分：一是關於北京風俗的研究成果。自1938年《立言畫刊》創刊到1945年其停刊，畫刊出版了總共350—360期，而金受申在其中的《北京通》專欄發表了三百多篇研究清末民初北京社會生活的文章，內容涉及北京的風土人情、歷史掌故、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方方面面，成為今人研究那段歷史的重要資料，所以他被世人稱為「北京通」。
金受申(1906—1968)，曲藝史家，民間文藝家，民俗學家
這些內容在今天仍被廣泛閱讀的《老北京的生活》、《老北京的傳說》里，算是精選，內容雜陳豐富，風趣盎然，今人讀起來不覺眼前浮現出那黑白底色的老北京舊貌，甚為珍貴。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金受申和張次溪被公認為京華掌故大家，當時文壇有「京華掌故首金、張」的說法。
他另一份貢獻是，作為曲藝史家和民間文藝家對北京一帶戲曲曲藝考察的豐碩成果，形成了包括《北平的俗曲》、《北平俗曲錄》、《北平風俗曲》、《風俗曲譚》、《岔曲萃存》、《岔曲箋注》、《北平的評書》、《瞽人的藝術》等文字著述，所記見聞都來自他親自實地考察與觀摩，並詳實記錄。在一個非影音時代，文字是最好的介質。
老北京的這些時代印記大多模糊不清了，而作為資料的收集、考察、體驗和參與者，這些記錄彌足珍貴。金受申就是一個認真生活着、觀察着並熱情投入進他那個時代里的人，廣泛涉獵，好奇滿滿，甚至不放過對細微末梢的贊美與欣賞。
我時常也想，金先生寫了總比不寫好，總是要有他這樣的雜家，且與中下層社會有着廣泛交結的文人，往往不是那些書齋教授作家可以比擬的。他是真正把熱愛的生活融入生命深處，品味賞玩，才能把色彩斑斕的市井畫卷留給後人觀覽，如若不寫，只是自己體味那一生，然後故去，也是一種遺憾。
所以金受申曾說：「北京的風俗物事，一事有一事的趣味，一事有一事的來歷，小小的一個玩物也有很深微長遠的歷史的。所以區區筆者也不怕丟人，大言不慚的標了一個『北京通』。」並說：「我做「北京通」的目的，並不是炫曝我如何通，只是想用一種趣味化的文字，描寫北京的實際狀況……文拙意陋，沒有一些好處，只一個「實」字還可勉強自謂。我的目標是記實，我的手段是勤問、勤記，我的希望是讀者勤指教。」同時他也指出：「記一些這類舊事，一方面給過來人一種系戀，一方面把過去的北京風俗，前人所未記載，不見文人筆墨的事故，記下來保存。」（《老北京生活》後記）
可以說，金受申是一位頗有建樹的民間文人，做了許多學問家不肯放下身段或頗不以為然的研究和記錄，但時間越久則意義更彰顯。
金受申生活了37年的五道營99號小院（原牌號36號）已經沒了，它大致位置就是把着五道營這條東西走向胡同的西口，當年出胡同一抬眼就是內城的北城門之一——安定門。
今天98號還在，雙號的房屋在胡同南側，大多保留下來了，而像99號這樣的單號位於胡同北側，因為建設北二環城市公園而大多拆除。公園實際上也是隔開北二環和胡同民居的綠化帶，從北二環舊鼓樓大街到雍和宮西側一段，占地面積約5.4萬平方米，是北京最窄的城市公園。它恰好掠過五道營胡同北側，恰好掠過了把着胡同西口北側的金受申家。
金受申家老宅已變成環路公園，作者供圖
五道營胡同西口，金受申家小院曾經在北側綠地，作者供圖
總之五道營胡同相當一部分北側房屋都是拆了建了綠地公園，包括金受申家。而南側，則基本保留了原樣，往東，更是開發出文藝范十足的特色商業街市，時常可見漢服女子，抬頭可見雍和宮紅牆……
五道營胡同
拆房建綠地應不早於2002年。那一年夏天，楊良志先生拜訪老宅，石階、磚牆，父子合影的老北房都還在，大門門板都是老的，赫然貼着新對聯，窗前翠竹依然。柿子樹之說，是依據祁建先生發表於《北京檔案》2013年第四期的《金受申與五道營胡同》，作者講述了當時造訪舊宅時，老房已不在，環路公園已修好，老街坊幫忙指認金家老柿子樹，並稱金家後代已拆遷搬往西直門及廣安門一帶。老街坊回憶，金家小院不是標準四合院，北房三間，南房三間，其中一間南房直接開了院門，在安定門一帶算是標準的普通人家院子。
我第一次造訪，沒有發現傳說中的「金家柿子樹」，不過，我還是發現了唯一一棵異類樹，葉子像柿子樹，可在8月里沒掛一枚柿子，又看葉子也像一棵桑樹，我不太確認是哪種樹。不過我還是判斷它是原生樹，因為與之相伴的還有一棵槐樹，距離很近，公園植樹不是這種種法，與周圍那些移植過來的松樹、銀杏格格不入。
過了幾日，我還是放不下，再來看，並請教一位園林工人什麼樹，他也不確定，但眼神比我好，他指出高高的樹梢確實有三枚柿子。那麼，這個地點確實是金受申家原來的院落，它對着對面的86號和一個公共廁所。
這座院子不是什麼祖產，是金受申先生自己花錢買的。他讀書時非常勤奮，十六七歲開始給報紙投稿，繼而編書寫書。難以置信的是他在20歲左右就出版了《（古今偽學考）考釋》、《公孫龍子校釋》、《稷下派之研究》等具有考證研究特色的作品，而且年紀輕輕便在地安門的「求實中學」、安定門內的「崇實中學」兼職國文教員，真是勤奮上進的年輕人！那時候兼課一個月的薪水約50元，出一本書稿費大約有100元，年紀輕輕的他憑着勤奮努力就買下了五道營胡同36號的院子。
當時北京的房子是這樣出售的：按間數算錢，一間房子多少錢，城里的房子大概價錢是100塊一間，小院至少6間房，正是靠他寫書兼課掙來的錢積攢買下的。1931年他26歲，成家置產，意義風發，在安定門內一住，就是一輩子。
他是文人，生於1906年，年幼時清朝已亡，不再有科舉功名，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小學、中學、大學，如果說謀個正經的教書營生或者吃公饗的職位才有一層社會的尊榮光環——直到今天也是，那叫地位，可以稱之為先生，對他而言應不算難事。
老舍先生就是，即使他的作品就是寫着最低微的市井百態，拉車的賣藥的，王二麻子李大嘴巴，不管寫的人或物有多卑賤，那老舍也是先生，他受過完整新式教育，還留過洋當過教授，最重要的是作品是影響力貫穿中外的文學巨著，看人間悲苦，勾畫市井炎涼中小人物的悲劇命運。
而金受申，在一定出身背景程度上與老舍有某種相似度，譬如都是旗人家庭出身，早年喪父，老舍尚有寡母依存，金受申則父母雙亡，伶仃失怙，但似乎他的家庭比老舍窮旗兵家庭的情況略好一些，他被伯父接走，並給了他安穩生活和按部就班接受正規教育的條件。
雖說是旗人沒落家庭，但並未淪落到衣食堪憂，不過若說振興祖業，也是遙不可期了，所以他這雖衣食無憂之人卻能站在貧民社會的市井街頭，走來走去並不違和。只是後來，他更願意隨性而走，並不刻意找個靠牢的營生維持生計，估計內心也有着自由的性子。他一生只賣文為生，兼職教課，這樣可以不受束縛地交結市井趣味閒人，呼朋喚友，喝酒神侃，就那麼一點點的把日子過光掉。
我想他的憂患大約沒有老舍多，因為他喜歡交結，喜歡溺愛生活里一切有趣兒的玩意，吃的玩的，各種傢伙把式，各種節慶禮儀，季節規矩，只要他張開眼睛看世界，這世界仿佛因了他而生龍活虎色香俱全，也因此簡單質朴，即使一塊芥菜疙瘩切巴切巴，津津有味地就着熱燒餅把它吃了，也能說出道道來。
說起他好交朋友，有一班酒朋飯友，多為中下層，他也被人們稱為「安定門金爺」。安定門一帶，鼓樓一帶的「大酒缸」（一種埋着一座大酒缸的酒鋪，以喝酒為主，提供少量下酒菜）都是他經常出入的地方。他在安定門遇到納蘭性德家後人，也是和他的見識與細心有關。
說是某日來了個面色黢黑洋車夫，披着破棉襖卻持着一極精細鑲邊小碗前來買酒。金受申將碗底翻過了細看，驚見一圈紅印「鴛鴦社」字樣，便問對方：您家祖上的墳地在皂夾屯？車夫答是，金先生一驚：此落魄車夫正是清一代詞人納蘭性德的後人，也就是在民國期間還為祖墳地與人糾紛的葉連德。金受申知道「鴛鴦社」一款是納蘭家族訂制瓷器使用的款式，可憐納蘭性德後裔落魄如此，也可知金受申對旗人家族掌故的了解程度。
舊時北京中下層出門招人喝酒，叫「泡酒缸」，能喝二兩的人喜歡聚在這種地方喝酒聊天，有點像今日的酒吧，但沒有表演說唱，主要是三五好友聚着，上天入地皇帝老子一頓神侃，金受申是泡酒缸的行家。據他說，好的二鍋頭，首推鼓樓永興酒棧。這家酒棧和其他大酒缸不同，有三間門臉兒，金受申在《飲酒》一文里提到，「大酒缸」是北京味十足的好去處。
「大酒缸」的老闆多為山西人，零賣白干，也自備下酒菜，伙計還可以外叫自家沒有的涼菜，有時還自製主食，什麼餃子燒餅餛飩等，說是「據缸小飲，足抵十年塵夢」，愜意的很。客人圍着大缸喝散酒，一般缸很大，直徑有兩尺，上面蓋着紅漆木蓋，周圍一圈坐凳。缸大多是一排三口，下部一截埋在地下。這樣大缸上沿恰好在喝酒人的胸部以下，把紅漆木蓋當酒桌，喝完了打開蓋子續上。何等豪爽熱鬧景象！
一些與金受申有過交往的人回憶起他，一致認為他骨子里是個文人，不善言辭，木訥內向，但肚子里有學識。也有人說他有些江湖豪氣，或者他自認為在市井九流吃得開，有名頭。
他聽說鄧友梅要去鼓樓大街喝酒，就囑咐說，東大街把角兒那個大酒缸，冬天外面掛着一隻鷹，還好些個野兔子野雞的那家，跟掌櫃提是我金受申朋友，不收你酒錢，你給他，他也不要。鄧友梅還當了真，進了酒鋪就提金受申，掌櫃的一通點頭稱認識，熟絡，口口聲聲稱「安定門金爺」，有面子，不過沒提不收錢的事，鄧友梅給錢人家麻利兒收着。
可見，他還真是個文人，以為自己混入了江湖，不過沒被江湖認可而已。掌櫃的心說，金先生的朋友都是體面人，規矩人，大概不興拍胸脯稱兄道弟，買賣還是買賣。
在金受申另一種關於飲酒的文字里，則可一窺民國時期文人的別樣雅趣。他喜歡阜成門外唯一的一家小酒館——蝦米居，其實這個酒館沒有蝦，北京也不產蝦，劉掌櫃的也說不清為什麼起這麼個名字。這里專賣柳泉居的北京黃酒，屬於北方黃酒，不同於紹興酒。蝦米居屬於飯館性質，不賣散酒，也不應顧客要求炒菜，以供應「兔肉脯」和「牛肉乾」佐酒。
金受申從東城跑到西城，來阜成門「蝦米居」只為好酒肉嗎？非也，他為了好好欣賞京華的郊野秀色：「蝦米居的風趣是：夏天後院臨河高搭葦棚，後牆開扇形、桃形等空洞，嵌以冰震紋窗欞，冰碗瓜桃，玉杯琥珀，西山秀色，直入座中，高槐蟬鳴，低柳拂水，足以遣此暑夏。冬日雅座中，紙窗朴古，紅泥火爐，高燒蠟炬，西北風過冰吹來，燭影搖搖，又是一番閒暇境界。以前我們到此飲酒時，堂倌老崔必給我們買紅燭兩只，燭影搖紅，比作一首詞，還來得有味。記得有一次北風緊緊的冬夕，彤雲漠漠，雪意十分，北京黃酒已幹了五斤，忽然想起評書家楊雲清就住在隔河茅屋中，遣老崔約來，快談快飲，直到三更起柝，才歪斜的走進了平則門。人生聚散，令人不忍回憶。」
一個蝦米居小飯館，冬夏景致是天地造物，看風景的人，心生情愫翩翩然。八十年後的今天，阜成門早已是一個沒「門」的地名而已，城門樓子地界建起了立交橋，有河有山的郊野秀色無從見了。我印象中阜成門內是一條置辦各種名牌獎杯的店鋪街，西出立交橋則滿目高樓大廈，西山蹤影難覓，不得不讓人感念金受申對曾經的阜成門外蝦米居的記錄，並慨嘆世事變遷。
阜成門
他就是那種無端無故無原則的生活沉溺者，無論是不是「先生」，是不是別人掂量他的社會地位，他就是個歡天喜地熱愛北京的平民生活，即使有那麼多的貧困與乏味，甚至絕望，他還是面朝生活的亮色粲然一笑，而能讓芥菜疙瘩都可以變成美味佳品的歡喜人物。
今天，人們稱金受申是「北京通」，民俗專家，說他通曉清末民國時期北京的風土人情、趣聞軼事、兼私人八卦，且皇城里各色人等衣食住行、謀生生計，江湖門派、曲藝雜劇，層層面面里里外外，他無論是親自考察還是道聽途聞，正是用了他那還算完整的文化教育掌握的文字功底，把這些紛雜瑣屑而趣味盎然的東西進行了記錄。能做這種功夫的人，必須是熱愛生活而又不分別富貴卑賤之人可以也是願意做到的。所以說，他是個奇人。
說他是奇人雜家定有道理，只要是切合生活瑣屑市井營生，他總是須尾不落說的頭頭是道，北京城里旗人漢人習俗風氣，時令應景，吃穿住行他全懂。甚至他還是個中醫。
1950年代，他給作家鄧友梅開了個治疾的方子，鄧友梅吃了幾付，便將遷延多許的發燒病症治好了，或許他也該好了，金受申的方子恰好落在「信則靈」上。不過，鄧先生去抓藥時，藥鋪掌櫃說「哦，金大夫的方子，沒錯！」可見金受申不僅是懂中醫的，還是真的可以開方子的醫生。
1939年北京舉行第三屆中醫考試，金受申應試，名列榜首。當年秋天他即開始行醫，每日上午10點前在自己家掛牌應診。後來又在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京華藥房的樓上分診，那個診所在街北路東，取名：「仄韻樓」，有時也出診。由於他交結廣泛，醫術當也不錯，瞧病的人不少。文史專家石繼昌先生也是他的病患之一，對金受申的醫術非常肯定。
不過金受申並沒有把小診所和中醫執業持之以恆，年輕時他基本上還是四處兼職養家，並無固定職業。他十七歲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學讀書時即為報刊撰稿，以稿酬彌補生活和購書之用。十九歲考入華北大學讀書。二十一歲考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讀，至二十五歲。學歷相當過硬了，不過他並不受僱一家單位，而是在多間學校兼課，據說他曾在十多所中學任教，還教過四年小學，也給華北大學等高等學校講課。
1949年，他擔任黑芝麻胡同私立弘仁小學的兼職校長。我最不能理解的是，這個校長也是兼職的！弘仁小學就是黑芝麻小學的前身，創辦人是慧果和尚和一位叫朴之涵的先生，學校就辦在圓恩寺里面，所以慧果和尚參與了小學創辦。當時金受申在北京結交廣泛頗有名聲，故而他們就找金受申來做校長，不過，他這個兼職校長沒有做很長。
之後，一直靠寫稿兼職為生的金受申遇到了很大的生計困難，他是專欄作家、兼課老師、執業中醫，最後還有一個弘仁小學兼職校長的職務，但他不屬於任何單位或部門，哪怕是跟着舊單位過來也可以換個新身份。他是一個勤奮寫作教書的散淡之人，生性不好拘束，他說過：「我在擇業的時候，最討厭『階級大如山』的排衙氣焰。」正如此，一直兼職寫稿的「自由職業者」，便沒了生計。
他與老舍先生有兩段師生之情，一段是他上小學的方家胡同小學，老舍做過校長，另一段是他上中學的京師一中（即今天北京一中前身），老舍是國文老師，所以他一生稱老舍「舒先生」。老舍先生是當時備受重視的文壇大家，被稱為「人民藝術家」，是從海外三請兩請請回來的，地位高說話有分量。即便如此，為了給金受申找一份生計，老舍也是到處和人去說情，可見金受申就業之困難。
老舍不斷重復的話是：「金受申這個人有用、有用、有用，現在他處境困難，咱們多幫幫忙，都是動筆杆子的。」說是人盡其才，實則給已經過了四十歲生計無着落的他找個飯碗。應該說費了很大力氣，真幫忙，終於把金受申安排在北京文聯（老舍是文聯主席）下屬的《說說唱唱》，後來是《北京文藝》雜誌社做編輯。
金受申是1906年生人，1968年去世時享年62歲，算不上得壽，他最後工作就是做編輯，但與單位工作人員仿佛不是一路人，開會從不說話，評等級評先進評待遇，不是說他爭不爭的問題，根本就是他把自己都當空氣，遑論他人。似乎人們私下都認為這是老舍給的一份救濟，和其他同志，尤其有着正經履歷的人士完全不同。我想，在北京文聯工作那些年他還是有些壓抑的，因為他寫作的、研究的那些東西，是被視為沒落陳舊毫無新意的東西，與當時的新氣象格格不入。
令人稱奇的是五十年代後期商務印書館給他再版了《稷下派之研究》一書，他在封面的背里留下這樣的題辭：
三十年前一個小頑童
三十年後一個老頑童
小頑童偏要裝正經
老頑童才是真正經
三十年前不知為什麼寫了這本書
三十年後，重讀此書，不禁啞然失笑。
嘴里不由得大喝一聲：「小頑童該打屁股！」
金受申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一日
時正在東四人民市場賣香皂
此時，他大概覺得，人活一世，也是可以緘口不言的。1960年他54歲，難道又丟了《北京文藝》那份工作去東四賣香皂去了，或者秉承他自由職業者風格又做了一份兼職？
在他同事眼里，他的穿戴也是很無敞亮氣，一年四季，冬天穿幹部服，夏天穿汗衫，從來沒合體過，袖子總是長到包住手，而褲腳也總是蓋到腳面，松松垮垮肥肥大大，似乎總是要遮個嚴嚴實實，一隻手有些殘疾（鄧友梅語，其他有人認為是痹症，中醫說的有淤，但另一種說法是類風濕病，骨骼變形了），另一隻手拄着一根大拐棍，身上總是帶着酒氣，這酒氣一早就飄着，到了下午則更為濃重。
關於他的酒量，年輕時一定是好酒的，我們可以從他寫的許多關於老北京的酒館以及飲酒習俗里得知，一般人認為他好酒好吃，在他的文字里無處不在那些翻來覆去的各種吃食各種吃法，的確，雖不是什麼上等餚饌，但在他的筆下，幾碟酒菜，幾杯酒，最重要的是三五好友把酒言歡，如果正趕上窗外大雪紅爐正旺，那鮮靈靈的生活美意真是無以復加。
不過晚年的他幾乎不怎麼喝酒了，身上散發酒味，是他刻意把散酒噴灑在衣服上，而且持之以恆，整日把自己搞的酒氣熏天，目的是為了給眾人一個廢物酒徒的印象，讓人鄙夷他就是個迷離懵懂的老廢物，除了趴在桌上校對個文字，已百無一用。
就是這麼一位似乎被施捨得到一份糊口職業的人，如果不是在機關樓道里飄盪着他的酒氣，則就像一個影子般閃動完他最後的十年。
好在，他把他溺愛的老北京煙火百態，以百萬文字的方式留在了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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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