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不瞭解年輕人
由於非洲國家的元首往往年齡較大—— 平均年齡為62歲，他們與非洲青年之間往往缺乏聯系。
去年4月在倫敦舉行的一次活動中，尼日利亞表示尼日利亞年輕人相當懶惰，都指望政府的施捨，而年輕的尼日利亞人則在社交媒體上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羅列了自身眾多富有成效的事業追求。
而尼日利亞移動借貸平台OneFi則展現了一批富有進取心的客戶。通過小額貸款，一名年輕女子能夠為自己的炸香蕉片批發業務購入庫存；另一位年輕的企業家則建造一個可容納1000隻雞的禽舍。
像OneFi這類非洲科技初創企業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移動網際網路在整個非洲大陸的擴張。非洲的智能手機用戶數量預計將在2020年達到7.25億，而網絡接入將在未來六年增長130％，非洲的數字經濟可以為當地年輕人創造數百萬個就業機會。
考慮到近三分之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人口還不足25歲，每年有2900萬年輕人湧入勞動力市場，就業機會的激增對非洲的未來至關重要。不幸的是，逐漸隱現的政策過度監管趨勢有可能破壞未來的就業機會。
與世界各地的政府一樣，非洲國家也在努力緊跟技術創新的步伐。
技術正在從根本上重塑日常生活，改變非洲人溝通、媒體、支付商品和服務的方式，但許多國家還只是剛剛意識到數字經濟的出現。
這些國家並未採用較為寬松的措施並相應制定一套細致的監管規則，而是實施了一系列可能扼殺創業潮的，自上而下式的嚴厲措施。
以烏干達最近徵收的社會媒體稅為例，據說是為了阻止八卦消息的傳播並向外國社交媒體應用征稅。
但實際上外國企業只是簡單地通過其電信供應商，將成本轉嫁給了終端使用者。
對於每天使用社交媒體的人來說，購買預付費資料包的成本飆升了23％至62％，導致移動資料訂戶數量下降了20％。
如果要購買1G的資料，年均收入不足606美元的烏干達人就必須拿出約40％的月收入。
而烏干達似乎不太關心公眾輿論：除社交媒體稅外，它還對移動貨幣交易徵收1％的交易稅。
許多新的數字法規都與過去那種限制言論自由和政治組織的傳統做法無異。
在坦桑尼亞，去年3月推出的嚴苛政策，要求任何運營網站的人支付930美元的許可費——這個數字甚至高於該國年人均GDP。
這些措施將嚴重限制那些依賴資料流程的科技創業企業的服務內容。
例如總部位於加納的線上藥物銷售平台mPharma，就是通過分析匿名資料集來預測顧客對處方藥的需求，並據此跟藥品製造商協商壓價，從而降低最終用戶的成本。
在這個超過五分之一人口都在做小生意的非洲大陸上，網絡和社交媒體已被證明對行銷和客戶服務至關重要。
即便如此，一些非洲國家卻試圖通過強調稅收的必要性來證明新政策的合理性。
比如烏干達就將社交媒體稅與其他社會惡習稅相提並論，令人遺憾的是，盡管許多新崛起的年輕人，比如曾是演員，現為烏干達議員的波比・懷恩正在鼓舞年輕人，反對那些根深蒂固的經濟既得利益和無效的政策制定，但統治該地的穆塞韋尼家族毫不費力地讓他們陷入沉默。
深遠的連鎖反應
據估計，移動網絡普及率每提高10個百分點，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率就能因此提升1.38個百分點。此外，大多數當前受到重創的非洲科技創業企業，都是為了提供傳統機構和政府未能供應的基本服務，從銀行到醫療保健再到最後一英里物流。而這些盲目監管的沖動則會讓消費者再次陷入孤立境地。
過度監管也會使國際投資者望而卻步，因為他們必須依據可獲取訂戶數量來衡量那些移動端創業企業的商業可行性。
鑒於非洲移動資料成本相對於人均收入的比率已然較高，因此繁重的新稅收和法規只會讓許多創業公司失去投資者。
像OneFi公司創始人Chijioke和Ngozi Dozie兄弟這樣的年輕領導者，也許永遠無法發揮其為數億年輕非洲人開啟創業機會的潛力。
來源：華人頭條A
來源：國際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