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有125萬艾滋病感染者，他們也需要急診處理或手術治療。面對患者的病痛和自己內心的恐懼，醫護人員怎麼辦？
我是一名醫生，那是一個生命……
河南省傳染病醫院普外科醫生馮秀嶺的術前准備工作比他的大多數同行都要復雜一些。
一副手套，再加一副手套；一層布制分體洗手衣，加一層布制手術衣，再加一層不透氣的一次性防護衣；此外，他還要戴腳套、穿膠鞋，頭罩有雙層防護面屏的頭盔。每次裝備完畢後，馮秀嶺看起來就像一隻靈活的企鵝。
之所以要穿戴得如此密不透風，是因為馮秀嶺的手術對象很特殊——他們都是艾滋病患者。在這些患者的體內切割、縫針，相當於不斷地與攜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擦肩而過。
17年間，這樣的擦身，馮秀嶺經歷了3000多次。即使全副武裝，他也不可避免地在手術中遇到職業暴露，並為此承受近1個月的身心煎熬。
據國家衛健委估計，截至2018年，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約125萬人。因為遭受意外或生病等原因，這一群體也需要急診處理或外科手術治療。但在很長一段時期里，許多醫院都以風險過高為由拒絕為艾滋病人做手術。
一邊是生而為人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權，一邊是醫護人員面臨的感染風險。這場倫理間的博弈，從馮秀嶺第一次為艾滋病人動刀起，就沒有停止過。
「那是一條人命」
2002年，河南省傳染病醫院來了一位因輸血感染HIV的女病人。當時，她身患直腸癌晚期，並伴有低位腸梗阻。由於病灶堵塞無法排氣，入院時這位病人的肚子脹得像一面鼓，且疼痛難忍。在普外科，這算不上困難的手術。但因為身患艾滋病，病人已被多家醫院拒收，病情一再拖延加重。
當時，手術排班正好輪到了馮秀嶺。「當然想要拒絕。」馮秀嶺說，那個時候，國內對艾滋病了解還比較少，甚至連預防感染的阻斷藥都很罕見。如果他選擇不做這台手術，同事們都能理解。
可走到病床前，馮秀嶺就是沒辦法把拒絕的話說出口。面對病人的痛苦掙扎，馮秀嶺動搖了，「我是一名醫生，那是一條人命。」
最終，在只有單層面屏保護頭部、臉部的簡陋防護條件下，馮秀嶺完成了手術，幫患者解除了腸梗阻的痛苦。他記得，手術過程中，行醫已十多年的自己第一次緊張到「肢體不協調，用起手術刀來都不自然」。
就像是開了個收不住的口子，那一次後，不斷有艾滋病人來找馮秀嶺做手術。其中有些人還是從甘肅、陝西、福建、新疆等地遠道而來。他們有的是經病友或當地醫生介紹，有的是在網上看到相關信息。相似的是，這些病人往往是輾轉多地求醫無門，把馮秀嶺和河南省傳染病醫院視為最後的希望。
類似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很常見。以成都為例，直到2006年，全年艾滋病人手術案例還只有1例。作為國內最早接收艾滋病患者的醫院，30多年來，北京地壇醫院接收了大量被普通綜合性醫院拒診的病人，遍及婦產、骨科、神經內科等科室。
現在，河南省傳染病醫院普外科接收的艾滋病人的比例約占所有患者的二分之一，馮秀嶺累計已為3000餘名艾滋病患者進行了手術。
職業暴露不可避免
每多做一台手術，就多增加一分被感染的風險。馮秀嶺和他的同事當然明白這個道理。
在給艾滋病人手術過程中，為了最大程度減少風險，器械的傳遞也有別於普通手術。「如果是醫護人員之間手手相傳，就可能出現劃傷。」在馮秀嶺的手術台上，器械先由助手放入托盤，他再自己伸手去拿。「減慢手術速度，安全指數才能增加。」
盡管如此，2004年馮秀嶺還是遭遇了第一次職業暴露。在給一名艾滋病患者做輸尿管結石手術時，手術刀穿透手套劃傷了馮秀嶺的手。經過緊急處理後，他面不改色地接着完成了手術。
「保持淡定是職業需要，其實我心里非常恐慌。」馮秀嶺回憶，手術後，他連吃了一個多月的阻斷藥物。由於藥物作用，期間他常常上吐下瀉犯惡心，短時間里體重掉了12斤。
比起藥物對身體的折磨，更難忍受的是心理上的煎熬。「有問題，沒問題？有問題，沒問題？」拿到檢測結果前的每一天，馮秀嶺都不停猜測着答案。由此，他也想過不再做這麼危險的手術。可面對越來越多的患者，馮秀嶺發現自己無法停止腳步。即使在服用阻斷藥期間，他還為兩位艾滋病患者進行了手術。
馮秀嶺最終躲過一劫。在隨後的十多年時間里，他又經歷了3次職業暴露，但他反而不再像最初那樣擔憂和恐慌。「只要站上手術台，暴露就不可能完全避免，不如全身心地專注於手術本身。」
現在，針對艾滋病人的治療和風險防範，河南省傳染病醫院已經形成了一套規范的流程。在普外科，每月100例傳染病患者的手術中，艾滋病患者占到40%。幾乎每一名醫護人員都遇到過職業暴露，但沒有出現任何感染案例。
「不給看」與「看不了」的困境
在各地傳染病醫院，因為明確了解治療對象的特殊性，從而能對醫護人員進行有效防護。但在普通綜合性醫院，由於有的患者刻意隱瞞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攜帶艾滋病病毒，反而可能使醫生置身危險之中。馮秀嶺說，在他的病人中，就有兩位因工作感染艾滋病毒的醫生。
2012年，天津一位攜帶艾滋病毒的肺癌患者因求醫屢次遭拒，選擇私自更改病歷隱瞞病情，並最終接受了手術。此事引起了多方討論和關注，在譴責這位患者為醫護人員帶來風險的同時，艾滋病人「看病難」的心酸也引來了不少人的同情。
「這更多是醫療問題，而非道德問題。」馮秀嶺告訴記者，普通綜合性醫院不同於專業傳染病醫院，院內感染控制的專業性和嚴格性都要稍差一些。「醫院不僅要考慮醫護人員可能遭遇的職業暴露，還要考慮普通病人的安全。」在馮秀嶺看來，讓艾滋病人轉到專科醫院治療，是一種正確的引導。
據了解，目前，約有125萬存活的艾滋病人，他們的就醫場所大多集中於一二線城市的定點醫院或省會城市的傳染病醫院，但並非所有醫院都開設有完善的外科科室。以地壇醫院為例，因為沒有胸外科，就無法為上述肺癌患者進行手術治療。
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為包括艾滋病在內的攜帶傳染病毒的病人服務的醫生。
最近幾年，馮秀嶺一直希望為科室引進從事科研工作的研究生。但自2018年公開招聘以來，應聘者寥寥無幾，好不容易有兩名專業對口的研究生，一個來了3天就離開了，另外一個也沒堅持到一個月。
「這是一份高危職業，年輕人有自己的選擇也能理解。」普外科護士長張元蓓告訴記者，剛畢業時，每天來上班她也心驚膽戰。可隨着時間在繁忙瑣碎的工作中往前推移，「習慣了，也就不覺得這里跟別的醫院有什麼不同。」
其實包括馮秀嶺在內，許多醫護人員的家人都出於健康的考慮，屢屢建議他們換科室換崗位。「可總要人做這些事，要承擔這些風險。」馮秀嶺說，往後，他希望讓更多的年輕醫生正確認識艾滋病，讓艾滋病群體得到與普通人無異的醫療救治和幫助。
來源：華人頭條B
來源：華人號：健康之路